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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次更正，史密森学会才把重建的飞行器展示出来，但这种行为激怒了奥维尔·莱特。
于是，他在1928年把自己的飞机送到南肯辛顿，用于科学博物馆的展出。
直到1948年奥维尔·莱特去世后，由沃尔科特的继任者——部长查尔斯·阿博特（CharlesAbbott）正式申诉，莱特兄弟的飞机才得以回到美国并在华盛顿展出。
如今，莱特兄弟的飞机原型在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展出，而利用其在南肯辛顿展出时所绘制的图片制成的复制品，则在科学博物馆里展出。
通过这种复杂的途径，无论是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还是科学博物馆都声称已经在自己的藏品中展出莱特兄弟的飞机。
引人注意的是，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了托马斯·爱迪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上。
留声机在1883年通过专利局博物馆的收藏进入了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中。
最终，经过艰苦谈判后，留声机回到美国，并在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中展出。
[3]（图13-3）
图13-3赫尔曼·肖，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在科学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发表演说，以纪念在1948年11月莱特飞行器返回史密森学会
这种争夺藏品的竞争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协作关系，这种合作给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带来更友好的关系。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友好。
举例来说，在因为莱特兄弟和爱迪生的发明发生争议的时期，位于华盛顿的国立科学博物馆的重要支持者们前往伦敦，以会见里昂并听取他和员工的意见。
[24]
最近，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有增无减。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策展人开始在两个机构之间加强学术活动的交流。
在罗伯特·马尔特霍夫（RobertMulthauf）馆长的领导下，史密森历史科技博物馆成为美国科学技术史上主要的学术场所，同时也成为《爱西斯》杂志的主办方，主办国际科学史期刊，马尔特霍夫则担任编辑长达10年以上。
身为一名科学史的博士，马尔特霍夫还让其他经验丰富的科学史家担任他的策展管理人员，如伯纳德·芬恩（BernardFinn）和德博拉·沃纳（DeborahWarner）。
马尔特霍夫也会和这些学者一起参与国际学术圈的交流。
正如马尔特霍夫在20世纪70年代把《爱西斯》主办权转移到史密森学会一样，技术史学会期刊《技术与文化》（TeologyandCulture）的主办权，在20世纪80年代也转移到了华盛顿。
[25]
与此同时，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正在科学博物馆上演。
科学博物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在招募科学史方面的博士生。
[26]并不意外的是，随着科技史界专家们对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严肃性增强，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的职工之中共享学术的兴趣也有所增强，这也让策展人相互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早期一段时间，这种关系主要保持为个人关系，如伯纳德·芬恩和科学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韦斯顿之间。
近几年来，这些关系变得更加制度化。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文物合作。
由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如上所述，也经历了一段走向严谨治学的转型过程）的策展人联合共同举办的工艺品展，提供了一个以展品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史的舞台，旨在强调博物馆是一个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
自1996年以来，文物的组织者不仅在华盛顿、伦敦和慕尼黑，而且也在巴黎、维也纳和乌得勒支等地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并已出版了7部原创学术合辑，主题涵盖从医疗设备和科学图像到军事和空间技术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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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遍布全球的科学博物馆
在1933年题为“技术博物馆：它们的范围和目的”
的备忘录中，亨利·里昂写道，尽管最近在“12个或15个国家”
中出现了类似的机构，它们让科学博物馆的各个品类相互之间充分连贯并产生利益关系，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地方机构，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因地制宜，满足本地需求和本地资源”
的产品。
[28]这种说法放在今天依然正确，而和这种说法类似的说法肯定可以（或者在大多情况下已经）在里昂的12个或15个博物馆的每一个博物馆中找到。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它们的大部分历史，也让这些机构充分感受到了国际性，双方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这种国际性的参与涉及科学博物馆、德意志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等。
然而，根据里昂的说法，以及最近文物展览的地区所展示的，这种国际性的参与至少包括十几个位于世界各地首都的其他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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