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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仅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同时他还非常注意对宗室子弟进行民情教育。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就曾表示宗室诸王自幼生长在深宫，未能体会民间疾苦，希望精择人员加以辅佐，让他们明白稼穑之艰，学会简约朴素。
次年，他又特意任命老臣王珪担任魏王李泰之师，利用王珪的刚直性格教育魏王，防止他放纵骄逸。
晋王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更是经常受到父皇的当面教导。
贞观中后期，治世局面初现，颇为自得的唐太宗也会有得意忘形、崇尚奢华之举，但幸运的是，贞观时期的大臣们能够主动加以提醒，确保唐太宗不忘初心。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想打造50余件随身所用的金银器物，时任侍御史的马周便上疏谏止，认为唐太宗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多属不急之务，有骚扰百姓之嫌，并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贞观初年（627）崇尚简约、与民休息的做法，以免招惹民怨。
唐太宗览奏后，马上下令停止营作。
这就是贞观君臣的可贵之处。
他们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不加避讳地敞开胸怀，解决问题。
正是君臣间的合作态度，确保了贞观路线的贯彻与实施。
路线的讨论与制定由决策高层负责，路线的具体实施与操作则由亲临百姓的地方官员负责。
一个积极有效的施政方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
为此，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刺史、县令等百姓父母官的择任，认为“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16]。
他曾将这些地方官员的名字写在卧室的屏风之上，有善政者辄具录于下，日夜观看，以此确定这些官员是否称职。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认为，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若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引起唐太宗共鸣，并当即决定诸州刺史由他亲自择定。
当时，唐朝的诸州刺史或者上佐每年年底均需进京朝集，参加朝廷元日朝会之外，进行工作述职。
长居深宫的唐太宗会抓住此次机会，了解民间风情，并当面教育诸州朝集使，让他们清楚百姓实乃国之根本，对百姓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误农时，确保他们衣食无忧。
希望他们返回地方之后，派遣官员深入田间地头，劝勉百姓耕种。
对于那些治理有绩、声望上闻的地方官，唐太宗则会加以赏赐、擢用。
贞观初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由于素有政声，被太宗召见，应对合理，被擢用为侍御史。
贞观十五年（641），担任并州大都督16年的李世[imgalt=""sragesimage190-1.jpg"]由于为政期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而被用为兵部尚书。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整个贞观时期20余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面对如此成就，唐太宗曾对魏徵感慨：
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
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17]
在他看来，正是魏徵一直“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
，才让他取得了当时的成就。
唯一遗憾的是，当初和魏徵争论最为激烈的封德彝已经去世，无法看到当时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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