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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大林的这一“民族”
概念是我国认识民族、划分民族沿用的基本理论。
我国民族学建立之初也提出，“民族不是血缘组织，相反，它是血缘组织瓦解以后的产物”
[5]，可见民族并非建立在以生物性为基础的人种学意义上，而是以文化作为民族构成的基础。
就白马人的文化来看，由于地处多民族交界地区，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迁徙，再加上远离中央和地方政权，因此，它的文化与藏族中部地区有诸多差异，某些地方又与汉文化有所结合，其他相邻少数民族的文化对他们也有所影响，呈现出一种在混融、杂糅的同时主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
同许多少数民族群体一样，白马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研究语言的学者中有的认为白马语是藏语的地方方言，也有的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语言；[6]白马人的信仰观念中既保留藏族原始宗教本教信仰的痕迹，也受到汉族民间信仰的影响，[7]白马人还会举行传神仪式，把传神者称为“释加”
，类似于羌族中的“释比”
；白马人生活中着装、语言、行为、习惯与周围的汉人并无太大差异。
强曲寨的余林机老人说：“我们白马人周围是汉族和藏族居住区，有些村寨中我们白马人与汉族交错杂居，在饮食、居住上受汉族影响很大。
我们住在高山深谷，以农为主，交通闭塞，生产条件也艰苦，这就需要相互学习……”
白马人的文化特点并不是一个特例，它所在的整个藏彝走廊中的很多族群都呈现出这一特征。
石硕教授指出“藏彝走廊上的民族经常处于迁徙流动之中，其迁徙流动的过程一方面为适应新的环境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其原有文化的某些变迁，另一方面也通过同一些新的族群的交往接触甚至彼此间的融合而将习俗和文化传统带到新的地区，藏彝走廊地带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汇融合，造成了文化源流及民族关系之间彼此交错和极为复杂的多样性局面”
[8]。
可见，文化交错、多元和杂糅的特点是藏彝走廊各族群的共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民族走廊中，各族虽有相互影响，但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以白马人为例，这个不足两万人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藏彝走廊内，在今天的汉、藏、羌之间，更凸显着自我的特点，他们对与其他群体的界分诉求，以及对自我族群的认同诉求并未减弱。
在这一过程中，舞蹈作为当地文化的表征，鲜活地呈现了白马人的族群文化与当代诉求。
舞蹈以身体动态承载并传承文化，在手舞足蹈丰富各异的形态之中蕴含着族群的文化规则与文化逻辑。
无论学术界对其族属问题如何争论，白马人有一套关于自我文化的解释系统，并以手舞足蹈的方式表达出来。
白马人的舞蹈中既有与藏族锅庄、羌族萨朗、彝族打歌形式相同的“火圈舞”
，又有与羌姆有关的“麻昼”
，还有形式与内容近似于“傩”
的“池哥昼”
。
但当地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这背后透显出白马人对自我的确认与表达，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在身体呈现与意义阐释间得以建构。
同时，作为以人体为媒介的艺术活动，每一次的表演既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观念”
，又充满了场景性与个体化的创造与表达；作为一种身体语言，手舞足蹈的形态背后既有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的语言的灵活性，也有语言规则内在的稳定性。
也正是在稳定与变动、结构与能动相统一的舞蹈言说中，白马人的文化被凸显与塑造。
由此，以当代白马人的舞蹈实践作为一个微观个案，能够呈现出在充满了交流、互动与相互影响的区域中，人们在彰显自我特点的同时如何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能够呈现出在手舞足蹈的身体表述中，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如何被塑造与建构的过程；能够为如何理解民族舞蹈，提供思考与研究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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