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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克鲁泡特金的话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启发：无政府的状态未必就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可怕，至少经济效率通常是与政府的管制程度成反比的。
哈耶克就曾把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扩张归功于欧洲当时的无政府状态。
（《致命的自负》）
西德的发展则是一个非常切近的例子，它仅仅在十年之内就从一个战败的、凋敝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
。
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里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后来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
“他的措施像是具有魔力。
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
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尽管谷底效应并不是人们乐于看到的，但最低限度的政府在今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政府。
换句话说，这样的政府就是平时感受不到其存在的政府——它只负责国防、治安，并保障契约的履行，这应该也算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无为之治吧。
所以，自由主义者天然会对《老子》有很深的亲切感，譬如1966年，哈耶克在佩勒兰山学会东京会议的发言上，就引述了《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通行本第五十七章），这也许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秩序原理”
了。
但也有一件颇可怪异的事情：明明是政府的不管或少管才使凋敝的民生迅速复苏，我们却很愿意或者很容易相信，之所以有这种繁荣的局面，完全是因为政府管得好。
当然，政府管得越多，官僚集团的寻租空间也就越大。
这好像不大符合《老子》的道理，《老子》说：“最好的统治者总是不声不响地就把事情办好了。
事情办好了，老百姓却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
（通行本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
）
韩禄伯（R.Henricks）描述道家心目中的统治者的理想范本说：道家的理想统治者治理百姓就像大地生养万物一样，他的目标是要看到国内所有的百姓都得到了养育，然后顺利地成长、成年，直到走到自然寿命的尽头；他还要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得到顺应各自天性的发展。
他虽然要做这么多事，却尽可能地不去干涉百姓们的生活，就像置身于谁也看不见、谁也想不到的幕后一样。
当他实现了这些目标之后，也不会自我标榜，百姓们则会以为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Re-expltheAnalogyoftheDaoandtheField）
这的确非常“理想”
，以至于让我们不忍心参照现实。
的确，在历史上常见的情况却是：统治者先是剥夺了老百姓的很多权利，时间长了，百姓们就会相信自己天然就没有那些权利了。
等到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了，统治者不得不放松一些管制，大张旗鼓地以施恩的姿态把原先从百姓身上剥夺来的权利让渡一些回去。
百姓们得到了一些实利，受到了一些“尊重”
，于是更加感恩戴德起来。
对于治世或盛世，谷底效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民生在大乱之后凋敝之极而迅速反弹，正是《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
（通行本第四十章）。
所以盛世往往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前期，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因为前期的君王励精图治，并且比继任者们更加精通治国之道，正如费正清概括的：“总的来说，各王朝统治者的能力是呈现下降的趋势。”
（《中国：传统与变革》）但历史分明已经证明了，创业期的君王即便执行着一种相当荒谬的治国之道，也一样会打造出一派盛世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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