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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事实验证，按说《老子》应该享受一下无限风光才是，但是，它仍然会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多平民百姓反而希望跪在圣人的脚下而不愿居于上位，反而希望跟在圣人的后面而不愿跑在圣人的前边，尤其在社会发生危机或者面临转型的时候更是如此。
久已习惯了跪姿的人，站直了反而不舒服。
这话并没有讽刺的意思，而是人的天性如此。
就像对待传统经典，有些人喜欢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更多的人喜欢跪在巨人的脚下。
另一方面，恰似《管子·形势》说的，“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
，只要山势高峻而不崩塌，就会有人去杀羊祈福；只要渊水幽深而不枯竭，就会有人去投玉求神。
《管子》恐怕还多虑了，其实随便立个泥胎，就会有人过去磕头。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更没有没人跪的神佛精灵。
亚里士多德给“人”
下定义，说人是社会的动物。
这句话更加精确的表达应该是：人是群居的动物。
那么我们看看其他的群居动物就会知道，猴群会有猴王，狼群会有头狼，人也一样，需要有一位强悍的、最好是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型的领袖。
这种天性实在是亿万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
说起来似乎非常荒谬，服从居然也会带给人相当程度的心理快感，最极端的表现应该算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
即便在一个圣人无为而治的社会，或者说是民主化程度极高的社会，人们无法从政治领袖身上体验到足够的服从感或依附感，也会在其他渠道寻找这种感觉，比如宗教信仰、英雄崇拜和明星崇拜。
没有统计数字的支持，仅仅出于感觉上的推断：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可预期程度越高，对精神领袖的心理需求也就越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周代的无神论倾向那么重。
在礼崩乐坏之前，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可预期程度相当之高。
即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我们看《左传·文公十六年》的一段故事：宋国司城公子**死了，按照传统，职位应该由其儿子公孙寿继承，但公孙寿推辞不干，让自己的儿子**意诸接班。
公孙寿的理由是：“现在国君无道，司城这个职位离国君太近，将来很可能惹祸上身。
可我要是辞官不做，家族便没了庇护。
儿子是我的替身，就让他来代我死吧。
这样的话，虽然死了儿子，总算可以保全整个家族。”
后来宋国发生政变，国君被杀，**意诸也跟着死了。
这段故事，正好说明了周代世卿世禄制度的特点。
从上到下，一切都是论资排辈的。
人一生下来，未来的路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了，而且，你想走也得这么走，不想走也得这么走。
像公孙寿这样，想要辞职不干都不可能。
不过在这样的社会里，倒基本可以实现无为之治，因为人的力量远远大不过规矩的力量。
所谓礼崩乐坏，简而言之就是规矩坏了，世卿世禄制逐渐变成聘任制了，论资排辈的事情少了，布衣也可以贵为卿相，当然也很容易辞职或被罢免，无职也就无俸，不像过去还有封邑可以依靠。
从世卿世禄制到聘任制，尤其意味着各国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了，也就意味着国君们越来越“有为”
了，这时候尤其需要卡里斯玛型的领袖。
《老子》所谓的无为之治，应该就是针对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而提出来的应对方案，这在当时自然属于逆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动，自然不会见用于世，直到汉朝初年天下定鼎，才开创了一番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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