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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将生骄，必有奸事。
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这些文字全在阐释同一个道理：要想使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怎么让他疯狂呢？顺着他，宠着他，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这样的见解，在《左传》当中多有实例，应当是春秋时代上层社会的一大共识。
换一个角度来看，唐人李奚写过一篇《反五等六代论》，还是在谈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老话题，不过在讲到诸侯们是否真的可以作为王室藩卫的时候，一针见血地说：哪家诸侯要想称霸，就打出勤王的旗号，安定王室的内乱，看上去忠心耿耿，也邀买了一个好名声，其实却包藏祸心、觊觎神器。
名为尊王、勤王，实际是扩大自家的实力，这就是《老子》所谓的“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的道理，这些诸侯真的能做王室的藩卫吗？
联系这一章，再看《老子》第六十六章：“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欲上而必下，欲先而必后，显然是在教授帝王之术。
楚简本这一句作“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
，大意虽然不差，却没有了“欲……必……”
的结构，更像是在平淡地描述一种政治规律，权谋色彩比通行本弱了不少。
从版本的演进来看，《老子》是越后来越有黄老之风的。
也许是《老子》原本阐释的客观规律被后学强化成了主观技术，比如《文子》发挥老子之学正是这么做的。
《文子·符言》为《老子》这句话做解释，说人心只会服于德，不会服于力，而“德在予，不在求”
，要想别人对你好，你就得先对别人好，只有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大家才乐于拥戴你。
“德在予，不在求”
，这话得两说。
往歹毒了说，最精彩的发挥恐怕还得数《管子·牧民》，其中论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这种话我们很熟悉，也很接受，接下来的话也很好听：人民不喜欢忧劳，我就使他们安乐；人民不喜欢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贵；人民害怕危难，我就使他们安定；人民害怕没有子孙后代，我就使他们多多生育。
再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我能使人民安乐，人民就能够为我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人民就能够为我承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人民就甘愿为我承受危难；我能使人民多多生育，人民就甘愿为我牺牲性命。
这还不是让我们感叹其心可诛的时候，《管子·牧民》继续发挥：所以，靠刑罚吓不住人民，靠杀戮压不服人民。
如果刑罚太多而人心不惧，法令也就无法推行；如果杀戮太多而人心不服，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说，只要顺从人民上述的四种愿望，远方的人也会来亲附；如果施行那四种恶政，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所以，“给予就是索取”
这个道理实在是搞政治的法宝呀（“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
当然，“德在予，不在求”
，在阴谋家的眼里和在有德者的眼里自然不会是同一个意思。
往好处说，这道理用在治国之道上居然很有现代风格。
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先贤们正是这么做的，一反两三千年来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姿态，把人民群众当成主人翁，各级官员都把自己看作人民公仆。
顾名思义，公仆是服务者，而不是管理者或统治者，所以是主人翁而不是公仆们掌管着这个国家，享有全部的国有财产，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着充分的政治权利。
如果官员们都是所谓父母官，老百姓便凭空多了好多生杀予夺的大家长。
——更让人惶恐的是，这些“家长”
对“子女”
并不存在天伦之爱，老百姓的日子自然难过；只有父母官变作公仆了，这才会“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
尽管我们的现代社会并不是按照《老子》的模本来塑造成型的，但的确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暗合于《老子》这一幅政治蓝图的完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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