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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前文介绍过的苏洵的《春秋论》可以算是一篇不坏的辩护词，曲折委婉，多少有些勉为其难的感觉。
公羊家们自然也有捍卫信仰的解释，但毕竟公羊义理在这点上的确没少受人责难，也没少刺激过保守派、激励过改革派。
但是，如果诉诸考据的话，竟会发现这条义理很可能是从一个错别字上诞生出来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
，用的词不是“王鲁”
而是“据鲁”
，《史记索隐》的注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
答案很朴素，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写书的时候以鲁国为本位，比如称呼鲁国为“我国”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再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
的提法，也没有“王鲁”
这个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自创。
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新周”
“王鲁”
，于《传》无据，是为经学之中一则难缠的公案；“故宋”
之说《公》《穀》二传也大有分歧，很难调和。
及至现代，陈思林考证“王鲁”
，认为这是被错别字害的：“王鲁”
原本应该是“主鲁”
，而“主鲁”
就是以鲁国为主、鲁国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马迁所谓的“据鲁”
。
在古代文献里，“主”
和“王”
两个字很容易讹误，这一点之差，便凭空生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如果这样的话，这则春秋大义的发展脉络就是：先是“据鲁”
或“主鲁”
，“以我们鲁国为‘主’”
，然后因为错别字的关系变成了“以我们鲁国为‘王’”
，然后又变成了“以鲁隐公为第一任接受天命之新一轮委任的王”
，然后又变成了“以孔子为王”
，以三统理论来看，就是“三统轮流转，今年轮到鲁隐公（或者轮到孔子）”
。
（2）三科九旨之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休版三科九旨之二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于《公羊传》凡三见：一在隐公元年，即《春秋》的开篇；二在桓公二年，紧承隐公时代之后；三在哀公十四年，即《春秋》的最后一年。
这个“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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