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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哀公十四年的说法前文已见，在隐公元年则是为了解释《春秋》的“公子益师卒”
：“何以不日？远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这是说，《春秋》记载了公子益师的去世，却没有记下日子，这很让人不解，而《公羊传》给出的答案是：之所以没记下具体日子，是因为这件事太过久远了，传闻不一，一些细节已经搞不清楚了。
这实在是一个朴实无华的解释，说得也在情在理，而且单看“三传”
对“公子益师卒”
这句经文的不同解释，也就很能说明这个“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的道理了。
《春秋》记载简略，“公子益师卒”
寥寥五个字，既没交代这位死者的具体身份，也没交代他到底因何而死。
从称谓上看，既称公子，当是鲁国的宗室成员，《左传》记了他的字：仲甫，说公子益师去世，但鲁隐公没有参加他的小敛，所以《春秋》不记具体日期。
而《穀梁传》又是一种说法，说按照常规，大夫去世都是要记下具体日子的，而《春秋》对公子益师之死却不记日子，这是为了表示对公子益师的厌恶之情。
按照常规，凡大夫去世，《春秋》是会记载具体日期的，如《春秋·隐公五年》有“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春秋·僖公十六年》有“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辛巳、壬申，都有具体日期。
杨士勋为《穀梁传》作疏，就是从这些例子来验证《穀梁传》的说法的。
那么，公子益师到底有什么罪过？“三传”
全无记载，只是麋信有过一个说法，说公子益师不能防微杜渐，这就是他的罪过，假使他当初以正道辅佐隐公，隐公也就不会有让国之心，桓公也就不会有篡弑之意。
杨士勋虽然摘引了晋人麋信这个说法，却也无可奈何地承认麋信之说再无旁证的。
其实仔细来看，麋信之论与其说是出于什么别人未见的史料，倒更像是出于事后诸葛亮的揣摩之心。
公子益师卒，这一件事，“三传”
给出了三个说法。
这些说法是否自洽另当别论，单单局面本身，已经很让人困惑了。
在读者的眼里，这恰恰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事情发生得太过久远了，真相实在不容易搞清了。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做？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对古史可以畅所欲言，对时事难免多有忌讳。
这样看来，三个“异辞”
不过是孔子的明哲保身之道而已，况且，若真如《公羊传·定公元年》所说，连事件当事人在看过《春秋》、问过解释之后也不明白其中褒贬，后人又有多大可能可以看懂？
倒是这里对曲笔之正当性的论证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语》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春秋》又被解出了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之义。
刘知几谓自此以后，史家凡是事涉君亲的便多有隐讳，虽然按秉笔直书的标准有些亏欠，但名教赖此而存。
这是后话，而当下还有着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一个“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也能被当作三科九旨之一的话，这也能算是《春秋》的一个核心纲领吗？至少这与前边那个“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缺乏可比性。
事实上，这个所见、所闻、所传闻，被公羊家做了深刻的发挥，敷衍出了极其著名的“三世”
之说。
这个说法或许有着法家“三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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