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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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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风格贯穿有明一代政治生活之始终，如同顽强的基因，并未随着太祖皇帝的驾崩而寿终正寝。
幸而古代社会技术落后，中央集权的力量尚未臻于无孔不入的恐怖化境，《1984》的世界还只是个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伊甸乐园。
如果我们可以把大明帝国想象成巨人握紧的一只铁拳，那么王与准就是在这铁拳指缝间侥幸偷活的一只小小的蝼蚁。
王与准谨遵父教，闭门读书，竟然渐渐读出了一点名气。
乡里每有晚辈拜师求教，王与准便用一套固定的说辞加以推搪：“我没有师承，不足以教学。”
这在明代实在算不得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不妨以当时的大环境来推想王先生的深刻用心：晚辈求学，大多是带着功利心来的，无非希望在科举中博一个功名而已，而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尽管八股文只是文体之一种，本身无所谓优劣，但义理上必须固守朱子的性理之学，朝廷又是颁布标准儒经版本，又是删削《孟子》以免错误思想毒害世道人心，这重重枷锁，哪是僻居世外、无意仕进的王与准能够戴得过来的呢？一旦有学生在考场上答出了什么“大逆不道”
的言论，不但本人一生尽毁，必定还会带累师长，更何况儒家世代传承的大道哪能就这样削足适履呢？
待读遍了父亲留下来的藏书之后，王与准打点行囊，去四明赵先生门下学易。
赵先生深爱王与准的气节，将族妹嫁与他为妻，还劝他努力入仕。
王与准的回答是：“昨日听您讲解‘遁世无闷’，我愿意终生奉行此语。”
这真让赵先生既羞且愧，再不拾起这个话题了。
史料中的这段记载颇有西方神学所谓的“预表”
意思，亦即为王阳明将来的“知行合一”
埋下了伏笔。
赵先生的易学修为显然较王与准的高，却有知而无行，可以讲解“遁世无闷”
的哲学，践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功利主义；王与准才是“知行合一”
的表率，并不把知识工具化，以知识谋功利，而是真诚地奉行自己所学得的道理。
“遁世无闷”
是《易经》对乾卦初九爻辞的一句释义，是说君子即便身处无道的时代，即便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同，在避世隐居的生活中也不会有半点的寂寞与不快。
这样的道理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毕竟人类天生就是群居的生物，天生就渴望在群体中被接受，在同伴中被认同，接受度与认同感越高，快感也就越强。
所以亚里士多德才有那句著名的论断：“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若不是野兽，便是神祇。”
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政治是用来适应群体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门技术。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遁世无闷”
彻底悖逆了人的天性，正如禁欲一般，需要靠着惊人的后天修为才勉强可以做到。
赵先生明其理而未行其道，倒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想而知的戒烟失败者，但王与准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圣徒气质，感性一点的读者甚至可以想象出他脸颊上的大理石纹理，倘若他对女人也可以萌生略带狂野的爱情的话，那一定会是我们从《简·爱》里读到的圣约翰先生对简·爱的那种爱情。
人情所向，士大夫往往在失意的时候用“遁世无闷”
的道理发发牢骚，做一点自欺欺人的努力。
谢灵运有诗“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话说得偏偏这么漂亮。
但王与准是个认真的人，真诚地在遁世无闷、不问世事的生活里潜心学易，除了赵先生的易学之外，闲来还会钻研一下先世得之于异人的“筮书”
。
《易经》原本就是最重要的一部筮书，只不过儒家学者极力发挥书中的哲学义理，剔除了其中打签算卦的“不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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