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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
但始终有一些人继续钻研《易经》中预测吉凶的法门，其心得体会著录于竹帛，便成为所谓的筮书，正统儒者通常对此不屑一顾。
王与准当然也是正统派的人物，拿这部筮书仅仅当作闲来的消遣，却没想到不知不觉间竟然真的掌握了预测吉凶祸福的本领，为人占筮，无不奇中。
凡夫俗子们纵然对“遁世无闷”
的儒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但只要听说哪里有百算百中的算命先生，一定“云集响应，嬴粮而景从”
，就连县令大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邀请“王神算”
入府。
不堪其扰的王与准有一次终于当着县令来使的面烧掉了那部神奇的筮书，还放言道：“我王与准不是算卦先生，不能整天奔走公门谈论祸福吉凶。”
话虽然说得掷地有声，但后果可不是王与准一介平头百姓所能轻易承受的。
为了躲避县令大人的打击报复，王与准逃进了四明山的深处，在一间石室里一住就是一年多。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廷搜求隐逸的使者来到县里，恨意未消的县令大人正好借机打击报复，进言道：“王与准因为先世死于国事，朝廷待之太薄，故此父子二人心怀怨恨，誓不出仕。”
使者大怒，先去拘捕了王与准留在家里的三个儿子，继而不辞辛苦地开始搜山。
王与准连忙遁向深山更深处，却不慎跌下山崖，摔断了腿，于是也不知幸或不幸，他被搜捕者带回了衙门。
使者见到王与准的伤势，又见他言貌坦**，不免疑心事情另有蹊跷。
详询之下，王与准这才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于是，不失良善之心的使者向王与准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如果您执意不肯做官，注定无法脱罪，不如让您的儿子代您入仕。”
培根尝言一个人结了婚就等于向命运递交了人质，这真是一句既悲哀且无奈的真理。
王与准纵然置生死于度外，总不忍心让儿子们一道为自己陪葬，最后便议定由次子王杰代父应征，一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侥幸保全了志向的王与准从此自号“遁石翁”
，以此向导致自己摔伤的那块石头表达由衷且苦涩的谢意。
而他对个人选择的解释是：“我倒不是厌恶富贵、喜欢贫贱，而是一来知道自己命薄，二来不忍违背先人的遗愿而已。”
倘若我们不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难免会觉得王与准实在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
晋文公烧山以求介子推，刘备三顾茅庐以访诸葛亮，今上如此求贤若渴，正常人总该受一点感动才是。
但是，明初所谓求贤真有一种史无前例的做派，大臣叶伯巨有上疏说，朝廷取天下之士，务求竭泽而渔，一个也不能少，有关部门敦促士人上路，如同押解重刑犯一样。
但是，求贤求得如此急迫，用贤却用得无比草率，随便给人家一个官职，稍有差池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
。
（《明史·叶伯巨传》）《草木子》甚至有一种很夸张的记载，说京官每天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等下朝平安回家，就会庆幸自己侥幸又挨过了一天。
士大夫的恐惧源于一种深刻的无奈，严刑峻法倒并不多么可怕，即便法律规定随地吐痰灭九族，并且执法严格，没有半点纰漏，但人们总还晓得该如何趋避，大不了出门时戴上口罩，再打一个死结。
最可怕的情形是严刑峻法与法无定法并存，掌权者的自由意志高于一切。
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再严苛的自我克制也不能成为避祸全身的保障，非但动辄得咎，甚至得咎之后还往往不明所以。
王与准并不是存心特立独行，他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王与准当中的一个。
而且在传统的士大夫操守里，受刑倒在其次，受辱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士大夫对“受辱”
给出的标准远较市井百姓高，所以士大夫往往能够体谅市井百姓的“小人喻于利”
，市井百姓却往往觉得士大夫的“君子喻于义”
纯属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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