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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个系列的第二本我已经动笔了，这次一本书就写一个考古遗址，像三星堆这样的，一个考古事件都可以单独写一本。
第二本我写了差不多14，内容偏学术。
这样的写作要求真，按理说每句话都该有出处，但要那样写的话，就难以面向公众了。
我现在的写法，公众也能接受。
中华读书报：您不止一次在公共活动现场的发言以及《发现与推理》中，都提到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的那句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似乎考古存在某种必然，但就如您在《丁公龙山文化文字发现亲历记》中记录的，当年那片刻字陶片是位女农民工偶然发现的。
所以，联系苏先生那句话，您如何理解考古工作中的必然与偶然？
许宏：现在看来，苏先生这句话是经验之谈。
我有了一些亲身经历，才能对这句话有深切的感悟。
有人会说，许宏很幸运，撞上了二里头遗址这样的考古发现。
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学术背景，没有我在进入二里头工作队之前那些年的学术积累，很难解释我后来的考古收获。
考古是一门经验学科，考古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边发现一边思辨，每一次发现都在思辨、推理的基础上实现。
要有这些准备，才能迎接那些可能“遇到”
的考古发现。
中华读书报：以您的经历为例，为了做到“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需要考古人有怎样的理论、实践或者观念上的准备？
许宏：还是要有问题意识吧。
我当年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队是偶然，但其中的必然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学科背景正好处于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学科倾向，转向以不动产研究为主的社会考古。
这是考古学界的大趋势，我正好是这个潮流中的一分子，加上我的学术积累，就使得后来我在二里头的发现成为必然。
我的考古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我个人又何尝不是时代的产物呢？
▍ 1999年夏，两件大事前夕的期待与不安：当父亲与当队长
中华读书报：您之前提到，在文章中也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过程恰逢中国考古学科“由文化史为重心的研究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
转型，这是全球考古界的必经之路，还是当时中国社会乃至考古领域所处大环境使然？
许宏：考古学是舶来品，理论、方法、思潮是从西方来的，对我们来说，考古学是全新的学问，这就有个吸纳的过程。
如果让我以考古学人的角度来做学术史分期，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的时代。
这代学者既通国学，又懂外文，跟国际考古学界没有隔阂。
第二代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夏鼐先生的学术辉煌期是在这个时期，我把他放在第二代最先，还有苏秉琦先生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引领考古学学科潮流的。
这个时期当然有大发现，但跟国际潮流有一定隔阂。
我的老师辈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总体思维就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这里的“民族主义”
不是贬义词。
第三代，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所谓转型期，现在还在转型中。
我们这代人，乃至接下来的一两代人，都处在过渡期，从以物质文化史为主的考古研究转型为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社会考古。
▍ 1980年，夏鼐先生在翻阅《考古学报》
▍ 1985年10月，苏秉琦先生在侯马工作站库房观察陶器
我的一个学术自信在于，从不同角度反馈的信息，我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学生的认可，我的思考是要留给历史的。
世界归根结底是年轻人的，考古学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中华读书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某种意义上尘封在地下的潜在考古资源必将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在对古代遗存直接发掘之外，对此前考古发掘成果的“再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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