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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会成为未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趋向吗？
许宏：这是肯定的，关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会不断重写，有些电影也会隔一段时间就重拍，不同时代看待问题的观点不一样，审美也不同。
我们说考古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挖得越多思考得越深，会不断地有新发现，这也增加了考古学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像这些大家已经知道的考古遗址，会建成遗址博物馆，会有考古报告出版，田野考古的工作或许告一段落，但对于考古发现的重新阐释永远没有终结。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一个节目中说到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特别提到要给后代留点考古发掘的余地，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许宏：我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学科的发展乃至学者个人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急功近利的话，肯定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职工作范围内，把考古发现进行得更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但现在，我有了这个想法，像我主动辞去二里头考古队长职务，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我意识到“吾生也有涯”
，人生有限，像二里头这样规模的大型遗址，怎么可能在一两代人手中彻底搞利索呢？按理说，考古学首先解决的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第一位的。
但是，等到我有了这样的田野经验和研究经历，又感觉到要适当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要相信后代考古人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发掘本身也是一种“破坏”
。
这使得我意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而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能力是有局限的。
以三星堆为例，现在发掘和30多年前发掘，从学术储备到技术准备，绝不是一个概念。
只有“精耕细作”
的考古发掘，才会有更完善的考古成果留给后人。
中华读书报：从您开始写博客、在微博上回答网友问题，到参加公共活动、上视频对话节目，这些公众范畴的表达，以及随之收到的公众反馈，是否反过来对你的考古事业也有帮助？
许宏：那当然，这些都很有意义。
考古前辈王仁湘先生曾经说过，和公众的交流是一种良性互动，对学者有反哺的作用，做考古科普工作，公众会向你提问，这让你回到学术领域再进行一些思考。
我深深认可这种说法，也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找到了这种感觉。
实际上，从事考古工作与向公众普及考古，两者不矛盾，是互动的。
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没觉得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是一项任务，我是乐在其中的。
▍ 与博物馆志愿者交流，2015年10月摄于洛阳
中华读书报：您这几年除了做案头研究、写作和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之外，是否还有精力参与一些一线的考古工作？
许宏：有啊。
虽然我2019年就提出辞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职务，领导也口头答应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正式宣布。
国家文物局召集的一些国家级考古项目、线上线下的考古研讨，我一直在参加，只不过不是以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身份，而是以专家的身份评点和提建议。
我现在还是二里头考古队队员，还没有完全离开田野。
中华读书报：说到这里，我能感到您对这项事业的热爱，所以，很多媒体提到您时都爱用“放下身段”
“坚守”
这样的词，我觉得也不准确。
许宏：是的。
谈不上放下身段，因为没有身段。
而坚守，是指思想层面上，我承认自己对于某些学术精神是坚守的。
2021年7月7日，采访人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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