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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需要想象的翅膀，更要严谨的推理——澎湃新闻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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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身上有很多标签，如学术明星、畅销书作家、意见领袖和学术网红等。
二里头遗址一甲子时，许先生就希冀自己像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保罗·巴恩一样，用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生动的文笔搭建起学界和公众间的桥梁。
如今两年过去了，我们除了在《历史研究》《考古》等学术刊物上见到他的文章，他的首部“考古纪事本末”
——《发现与推理》也在疫情期间问世，作为其首部学术史著作。
他是如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为我们述说“考古好玩儿”
的同时又秉持严密推理的呢？
澎湃新闻：您说《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都是讲给大众的学术书，在《东亚青铜潮》暂未出版之前，即出版了这部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考古纪事本末”
——《发现与推理》，为何有这种考量？
许宏：三联书店的这套丛书叫“解读早期中国”
系列，《东亚青铜潮》是第四本，每个出版社都有它的出版周期，等下月《最早的中国》出新版时，它大概就能问世。
有可能这四本会收为一函，但不排除会接着这个系列继续写相关解读。
利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当口，我有大半年的时间专心于研究和写作，这是非常奢侈的。
作为一个学者，感觉疫情并没有耽误什么事儿，因为它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和会议，反而使我们这些学者得以高效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说《发现与推理》完全是疫情时代下的一个副产品。
我怎么也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我们会面临一个影响全球的大疫情，让自己有可以把握的时间来思考，居然还能完成一本书，这原来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内，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一直对学术史非常感兴趣，我的不少论文都涉及学术史的问题。
尽管“述而不作”
，但还是能看出问题来。
有些学术观点根本不用我们自己说，一梳理学术史上前辈说了什么，按时序一捋，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门道来。
此外，我在微博上开设的《读史拾贝》栏目就很受欢迎，其中贴上的都不是我的观点，但我遴选它们的背后肯定包含我的史观。
智者的警句恒言，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我本来是想等到退休之后，再利用空闲时间来捋一下考古学术史的，但万万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个疫情，便利用空当先动笔了。
同时有缘结识尚红科先生，他向我约稿，便有了这本小书。
我的前几本小书都是正论性质的，而《发现与推理》是讲故事，更贴近公众，这也是我愿意做的。
澎湃新闻：在讲到丁公陶文时，您举出良渚文化陶文和陶寺朱书陶文等用“孤证不立”
来举例，但这些例子又属于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它们能互相佐证吗？
许宏：是这样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现有材料太少。
按理说，我的研究一直秉持历史主义史观，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区域中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大体独立的，故对相关问题应该做独立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宜把这么一个大时间段内各地出土的东西放在一起来做大而化之的阐释，这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
但在文字起源的雏形和探索阶段，各个地域不同的人群大致相对独立地创制出类似的字符，并在当时形成一种风潮，他们之间还可能有一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是不能无视和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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