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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王级大墓才纷纷移出城外，甚至到了郊区，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大致的脉络来。
澎湃新闻：除了夏商周考古学外，本书也收纳了三个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案例，考古材料与解释之间似乎有一条鸿沟，即使是传世文献较多的历史时期，我想这也是您用“发现与推理”
一名的原因，怎么做到合理又客观的解释？
许宏：考古遗存本身是不会说话的，有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我们仅描述现象而不做过多阐述，它相对来说便是一种“实”
的东西，跟它相对应的是我们的推理、阐释、假说和分析，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是“虚”
的，是仁者见仁的。
也就是说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不少问题具有不可验证性，多数研究结果是不能定论、需要验证的推论和假说，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而且聚讼纷纭、久议不决，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者就应该对自己提出的推论和阐释有一种自警、自省、自惕的反思精神。
我们做学问时应该把科学精神、学术规则和学术底线贯穿其中，要意识到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我们应该随时有这样一种相对冷静和理性的思考。
▍ 2021年，三星堆3号坑发掘，跪坐顶尊青铜人像出土
怎样做到合理又相对客观的解释？我个人正在尝试走的这条路、形成的这种风格就是“述而不作”
，等于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我们从考古材料出发，然后谨慎地推论到一定程度，同时又坦言自己所得出结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要留有余地。
当然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风格，有人可能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推想的成分大些，这都没有什么，但是必须承认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推想，不能作为定论，实证不了什么东西，我基本上是想传达这样一个感受吧。
澎湃新闻：20多年来，就像热度再起的三星堆一样，公众对考古、对二里头的讨论热度和关注点恐怕是不太一致的，能否谈谈您的切身经历和体会？甚至有考古界以外的人说三星堆才是“最早的中国”
，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许宏：大家对二里头以及对最近的三星堆兴起的考古热，对考古人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儿。
要知道在三四十年前，考古就是个小学科，是极其小众的象牙塔学问，现在备受关注，今非昔比。
但是，我又觉得应该在这种过热的情况下能有一些冷思考，希望我的这些书和最近我关于三星堆的发言等能够引导大家来一起探讨。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注意到相关问题背后的逻辑，以及运用逻辑从材料到结论的推导过程，甚至为什么有些问题我们说不清楚，都应该从学理上告诉大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方面，我们欣喜地感受到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仓廪实而知礼节，全民的文化素养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又真切地意识到这种提升还任重道远。
因而，我们跟公众的交流和沟通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说有人认为三星堆是“最早的中国”
，甚至把三星堆推定成“夏”
，这些都是推论和假说，有些可能不着边际。
到目前为止，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因而也就不应该一棍子把不同声音给打死，我们应当秉持的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作为专业人士，对相关问题做一定的澄清是必要的。
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究和思考，这是我愿意和大家共勉的。
面对这种热潮，另外一个冷思考是我们同仁在想：考古学有那么重要吗？实际上，跟国计民生相比它常被看作无用之学，尽管我们会王婆卖瓜似的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
我们考古人一直做的是长期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艰辛探索工作，所以像考古发掘这样的工作是不太适合做直播之类宣传的，它就好比把考古等同于芝麻开门式的重大发现，应该淡化这种倾向，然后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所共同关心的历史文化的底蕴问题。
2021年4月20日，采访人杨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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