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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说在这里，早期的圈围设施从以环壕为主过渡到了垣壕兼备的状态。
▍ 二里头宫殿区发掘现场
▍ 新砦大型“浅穴式建筑”
鸟瞰
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说，二者谈不上高下之分，但从考古学现象来看，垣壕聚落偏后，其数量增多是在社会复杂化程度增强的情况下，偏早的时段只有环壕。
之后，向上筑起墙垣的作用就被认识到了，而且技术越来越高，甚至与社会复杂化相关联。
我们说圈围聚落与城市最初不是一码事，不过从这个方面上看，它们是有内在关联的，环壕偏原始，因为不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但如果垒很高、很厚的墙，说不定周围几个村甚至更大区域的人都要来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暗寓着它的社会整合程度、社会复杂化增强了。
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大都无城”
，它出现于龙山时代林立的土围子、石围子退出历史舞台之际，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表面上回归于极简，但却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早于二里头的新密新砦大邑有三圈围壕，只是在中圈内侧可能有墙，尚未得到证实。
能说这个时期比此前的龙山时代还落后吗？环壕的防御性肯定比垣壕差，但反而是社会进步性的表现。
在“大都无城”
时期反而相对淡化防御，但二里头都邑内部的功能分区比龙山时期的中心聚落强多了，不能说没有城墙就发展程度低。
一般情况下，中心聚落会加强防范，而一般村落就缺乏防御设施。
从二里头到西周的广域王权国家，甚至到秦汉帝国，反而是“大都无城”
，恰恰是相反的，所以我接受不了历史的线性思维就在于此。
可以认为垣壕聚落的增多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侧面，但并不绝对，如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城址，何努先生认为这些城址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洪。
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人群的整合程度也相应加深，此时大规模的垣壕可以看作社会复杂化的侧面。
但不是说有垣壕就社会复杂化，没它社会就没进入复杂化阶段。
澎湃新闻：从考古材料上看，早期华夏大地几乎是环壕聚落一统天下，到了龙山、二里头—西周时代，垣壕聚落开始增多，从时间上看，中原地区垣壕聚落集中出现的时间明显晚于长江中游地区，二者是否存在影响关系？
许宏：它们的出现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各地城邑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在龙山时代前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以垣壕居多，如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城邑多以壕为主、垣壕并重，而中原及邻近地区的垣壕聚落却十分稀少，直到龙山时代后期才成群地出现。
但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城址多利用自然河道，辅以人工挖掘的壕沟来构成防护圈，这些壕沟一般较宽，除防御外，大概还兼具运输和排洪的作用。
相比之下，它们的城垣则常为平地堆筑而成，仅仅经过简单夯打，剖面多呈拱形，坡度较缓，如石家河城址的墙体坡度仅有25°左右，这样的城垣如果不与环壕配套使用，是很难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的。
实际上，这些城垣只是挖壕时对挖出的土做一定的处理，在石家河城址的城防工程中，真正完全闭合并起到防御作用的仅是环壕，环壕外侧散布着的一系列人工堆积而成的土台、土岗，上面很少有人类生活过的遗存，显然是开挖壕沟时堆土所致。
因此，如严文明先生所说：“这种以壕为主、垣壕并重的建筑风格一方面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可以看作古代东亚大陆从环壕聚落到真正的城邑转变过程中的一种中间形态。”
▍ 1932年春，殷墟第六次发掘，用传统版筑法盖休息室。
李济（前右一）、吴金鼎（后右二）在施工现场（《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龙山时代后期，中原及邻近地区的垣壕聚落蓬勃发展，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城壕聚落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原及其邻近地区的城址一般坐落于平原地区的近河台地上，地势都较周围略高。
它们的平面形状虽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近（长）方形。
城垣的构筑一般采用堆筑法，也就是在平地上起建或挖有基槽，个别城址已使用版筑法。
各城址所在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但作为拥有城垣的城址，其存在时间只是龙山时代中极为有限的一段。
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聚落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如暴力冲突和战争的频发。
到了二里头时期，城邑的数量大规模锐减，伴随着广域王权国家时代的到来，“大都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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