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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城市起源、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等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如果做空间切片的话，它们在同一时段彼此都具有不平衡性，做大的阶段划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公元前2300年大家统一进入龙山时代，可事实并非如此。
本书权且勾画出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就会让人看出城邑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甚至人群的相互关系来，以此为线索可以做更为深入的思考，我相信从这部“述而不作”
的著作出发，还可以再写出几本学位论文来。
澎湃新闻：您在本书中借用了“大数据”
的概念，那么“大数据”
的运用在网罗殆尽考古材料的同时，对以往的认识有无改观？
许宏：大数据为什么重要？以往我们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对那些建立在对资料随机取样基础上的论文评价不高，因为价值不大。
几乎在所有问题的研究中，量化分析都是必要的，所以这本书中的材料收集是竭泽而渔的。
这样才能让后人对全貌有一个了解，通过这部书能更好地使用原始材料，才具有可逆性，方便进一步深化研究。
通过这种“大数据”
的梳理，我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或给以往的认识提供了更确切的证据。
如相比之下，进入“大都无城”
时代的二里头—殷墟时期城邑大幅减少，人口集中于都邑及其所在区域的特征非常鲜明；从城邑数量和密集程度看，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筑城运动，等等。
◎城墙未必是社会复杂化的必要条件
澎湃新闻：您在《先秦城邑考古》中使用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概念，请问二者分别指的是什么？有无高下之分？在龙山和二里头—西周时代出现的垣壕聚落能否视为社会复杂化的表征？
许宏：顾名思义，从字面上就能推断出它们的意思。
有些概念中国考古学界不怎么使用，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是从考古学本位的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界定的。
一般情况下，圈围设施向下挖壕沟比较简单，它一般具有防御性，如防御野兽和外敌，或是仅具有聚落外围界标的性质，所以我界定的城邑只是带有防御或区隔设施的聚落，或者说城邑等于圈围聚落。
前仰韶到仰韶时代大都是环壕聚落，圆环状的，越早越没有“方正”
的概念，方正的城邑是在龙山时期的中原才出现的。
“圆”
在自然界就有，而“方”
在自然界中很罕见，方形、方位等词汇已经融入了人们早期的宇宙观。
“环壕”
这个概念最初由日本学者提出来，比较好用，所以被引入国内。
我不知道“垣壕聚落”
之前有没有学者使用，我把它作为与单纯环壕并立的城邑圈围设施的概念，因为垣和壕二者相互依存。
最初先是挖环壕，很自然地就把土堆在近旁，如果把堆出来的土去垒猪圈、盖房子了，这个地方就只有壕没有墙；后来人们注意到向下挖和向上堆可以增加高度差，与最早的一批环壕聚落大体同时出现的土垄（土围子）就是这样的，当时还谈不上土垣，不过这就是后来城墙的雏形，所以我认为就圈围设施来讲，垣和壕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从埋藏学的角度来说，后来人们破坏的只能是地上的部分，所以说很多壕沟内侧本来应该是有墙的，都推光了，如二里头遗址一下去基本上就是二里头宫殿建筑的地基部分，上面的堆积被“剃光头”
，现在看到的很多环壕聚落最开始也有可能是垣壕聚落，那么二者就更分不开了。
但宏观上环壕聚落和垣壕聚落也能做出大的时代划分。
到了龙山时代，既有壕沟又有墙的聚落就出来了，如地面以上堆出的、夯起的土墙和石头垒砌的墙，它们绝大部分墙外是有壕沟的，一高一低、一上一下。
最初只有环壕，后来有意增加了墙的部分，因为壕与垣本来就是相依相生的存在。
在《先秦城邑考古》中，我指出长江中游地区“以壕为主、墙壕并重”
，因为那边是水乡，壕沟在防水、泄洪、交通行船上都起到很大作用，当地盛行堆筑，没有夯土，土垣起到一定的挡水作用，它们的坡度往往在20°—40°，起不到北方夯土墙这种主要是挡人的作用，南方地区在偏早的阶段盛行这种垣壕并重的圈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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