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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引自《致狄阿格内图书信》（EpistletoDiogus）的文本只保存在此后出现的一个手抄本中，而该手抄本现在也被损毁。
至于《赫马牧人书》（ShepherdofHermas）这个最古老的基督教文本文献，在古代晚期广为流传阅读，出现在4世纪著名的圣徒古籍文献大典中，但是后来人们只能在另一本晚至15世纪的希腊手抄本中找到它。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异乎寻常的事例看出通行的标准。
我们称之为希腊文集的那种书就是一本包含有4000行警句格言的语录，涉及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作家。
最初，警句格言就是用来刻写在石碑上的，但是后来它逐渐发展出献词的功能，包括爱情、醉酒和笑话等主题。
它在希腊化时期特别流行，第一部警句格言文集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编纂的。
类似的成果直到6世纪仍然继续出现：黑暗时代前最后一部文集是公元565年以后不久问世的《阿佳塞阿斯格言》（theCycleofAgathias），其中使用了大约25位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大多是律师和行政官员。
皮西迪亚的乔治（GeeofPisidia）是著名的诗人，他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撰写过几本警句格言文集，后来这种文体就消失了。
它再度出现是在9世纪初，当时有一组毁坏圣像派的警句被镌刻在皇帝宫殿入口处，当作一种宣言。
圣狄奥多尔逐句驳斥这些警句，他自己还撰写过一本超过100句的宗教题材的警句语录，从而惹上麻烦。
此后，拜占庭文人继续写作警句语录，但很少有悲歌哀调（这就反映出警句格言文集的适用标准），它们通常是十二音节抑扬格诗，这种形式更符合中世纪希腊语的发音。
希腊警句格言产生在宫廷学校的氛围中，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君士坦丁·基发拉斯的教士完成的，时间在917年。
他的手抄本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从一本问世不是太晚的“帕拉丁二十三书”
（Palatinus23，现存于海德堡）中得到一部，这本书通常被确定为930—950年成书。
它按照不同命题分为15卷，开章的标题为“基督教警句格言”
，可能是为恢复民心振奋士气，但是后面的内容变为情人间的恋爱（卷五），甚至同性恋情（卷十二），这些倾向显然属于异教。
从拜占庭人的观点看，警句格言非常难得，虽然认为拜占庭人创造了这种文体的意见还是引发出许多有趣的问题。
基发拉斯及其一小群合作者如何能够找到这么多古代的警句格言加以使用？我们听说，这群人中有个名叫格里高利的成员，就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石碑上临摹碑刻，而且君士坦丁堡还有多种基督教警句格言文集就是直接从纪念碑上临摹下来的。
而大量的诗歌肯定是来自多种手抄本。
这就意味着基发拉斯不仅能够接触到《阿佳塞阿斯格言》，而且能接触到许多更早的警句格言集，它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世纪加达拉的梅利埃格（MeleagerofGadara）编纂的《加兰格言》（Garland）。
另外，他为什么这么不嫌麻烦？唯一合理的答案就在于，他这样做是为找到学习榜样。
但是我们还要问，为什么其中包括性趣方面的格言？可能善良的基发拉斯非常欣赏它们，或者不愿意遗漏掉任何他在途中恰巧得到的古代残句。
无论如何，他值得我们感激万分，即便最终凄婉哀歌式格言在拜占庭世界只有有限的未来。
古典学家在看待拜占庭学术复兴时主要对保存古希腊文献感兴趣，而拜占庭帝国史家可能希望问一些有关但不同的问题：这些文献对于那些在9世纪及以后几个世纪阅读它们的人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读者是否接受这些古代作品的信息和价值呢？几乎没有发现什么迹象显示跨越基督教和异教之间鸿沟的思想苗头。
以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Mediations）这部最著名的古代书籍为例。
佛提乌完全不了解这本书，而阿瑞萨斯却拥有一个更古老的版本，正如他对此所说的那样，“还不算太破”
。
他又抄写了一本，而将原有的旧本送给他的主教朋友，并推荐说它具有“很大的教益”
。
阿瑞萨斯手抄本《阿拉斯》（Alas）现在佚失，现存的版本是14世纪的一个手抄本。
还没有记载表明任何拜占庭读者特别为《沉思录》所感动，但是当它们首次在欧洲出版（1559年）时，确实引起一阵轰动。
拜占庭学术复兴的目的应是修复黑暗时代留下的裂痕，并恢复古代晚期考究典雅的文学文化，以及它的语法、规范、韵律，及其多种多样知识广博的补充读物。
在这方面，复兴运动是成功的，除了这个被重新塑造的文化之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外，在一个特定时期，所有教育机构和整个帝国各地包括帝国政府职位和更高级教会职位的候选者，可能不会超过几百人。
此时只在君士坦丁堡能够进行必要的学校教育。
我们也不能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任何“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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