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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被称为“圣礼用杯”
，新近皈依基督教的成年人都用其来喝奶和蜂蜜，象征他们得到了重生、此后将进入天国这个事实。
在赫尔松发现的这些“圣礼用杯”
有几个样本表明，在当地传教工作开展的规模相当大。
事实上，尼古拉的信件也说明他对传播福音事业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至少对赫尔松的一位大主教极为关注；这些物证本身也证明帝国当局非常清楚赫尔松作为下级传教站的价值。
通过海路进行的交通也相当频繁，至少在夏季皇帝要短暂地到这里巡视总督和其他官员，检查他们在这个大草原上的活动。
这些联系纽带有时常常被用于传教活动：赫尔松大主教就被委派负责对哈扎尔人的传教工作，他可能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
牧首尼古拉对他“为那个误入歧途的民族抱有的热情”
表示极度赞赏，还让他挑选一个人担任哈扎尔的大主教。
这个赫尔松大主教很可能远比君士坦丁堡人更善于每天与其居民中的野蛮人即哈扎尔人和罗斯人打交道。
还有很多阿兰人在这个城市留下涂鸦，从中发现的迹象表明，君士坦丁-西里尔正是在这里强化学习希伯来语言，而后上路去哈扎尔汗王的宫廷。
罗斯商人大约在9世纪下半期经常到访这里，而赫尔松人早在此以前很久就适当地定期访问第聂伯河中游地区。
特别重要的是，大公弗拉基米尔在于赫尔松接受洗礼后，便带着该城教士回到基辅，他们在基辅帮助他主持全体臣民在第聂伯河中集体受洗的仪式。
来自赫尔松的教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成为弗拉基米尔的亲密助手，后者委任他负责请拜占庭“建筑大师”
为大公建造教堂，挑选赫尔松本地教士作为他的下属参与工作。
根据罗斯《往年纪事》记载，阿纳斯塔修斯将赫尔松供水管道的位置泄露给了弗拉基米尔，其背叛行为使该城失陷于后者。
这个传说未必不可信，赫尔松教士在刚刚接受基督教的基辅的教士群体占大多数的现象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说明：他们具有与罗斯人打交道的经验，即便不一定有个人的私交，但非常可能熟练掌握斯拉夫语言，罗斯人在其商贸活动中需要雇佣这些语言助手。
赫尔松教士大约在988年进入基辅，这不是皇帝而是弗拉基米尔采取积极措施的结果，而帝国当局当时正准备从君士坦丁堡派人去全面传教，安条克的亚赫亚（YahyaofAntioch）对此有所提及。
当时，皇帝在错综复杂的传播福音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看起来不是主角而是次要角色。
传教活动的主要动力在北方人中，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寻求接受基督教，或者只是得到更多关于拜占庭东正教派的信息。
在许多诸如黑海草原这样的地区，基督教从来也没有真正扎根，帝国政府通常认为游牧生活方式很难与基督教礼仪相融合。
其实，早在当地君主选择成为基督徒并强制其臣民接受新宗教以前，大量基础性工作可能已经由在拜占庭世界边缘地带生活的那些单个僧侣或教士群体完成了。
但是，颂扬皇帝是领导人们获得拯救的活使徒这样的宣传并非没有实际意义，而皇帝也确实十分看重接受社会精英皈依和在宫廷里接见被俘的访问者，他的宫廷凝聚着虔诚、奇迹和权力，让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外国精英阶层的成员着迷。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君士坦丁七世的文学活动和某些人的思想中。
根据罗斯《往年纪事》关于奥尔加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记载，君士坦丁七世就在奥尔加接受基督教洗礼仪式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个确定其特殊作用的故事在这本书中看起来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君主主持传统隆重的仪式这样的观念显然极大地吸引着巴尔干半岛和大草原北部地区野心勃勃的君主。
他们能够治理其领土内处于他们统治下的居民，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基督教崇拜的形式，而教士和唱诗班也能够为祈祷的民众提供其自身需要得到的拯救。
教会组织深入各地分散的居民点和崎岖的山区，其作用就是为统治当局确定地理界限及其合法性。
无论是拜占庭教士（非常常见）还是当地教士都在尽力使君主的财富和收益最大化。
像罗斯君主那样统治权力比较分散的君主，事实上也一直维护着传教的教会，这些教士大部分不得不寻求统治当局为其提供物质保护。
他们也很少坚持反对君主的政策，除了有关教会信条教义的政策之外。
无论如何，拜占庭帝国内的东正教并不寻求当领袖，出于相同的动机，他们既不承担统治管理的责任也不发展使这种行为合理化的理念。
甚至在帝国晚期，当高级教士（而不是皇帝）聆听普通民众的要求时，当大主教和修道院长因经营其广大地产和贸易网络而致富时，他们首先追捧青睐的还是避免参与世俗权力斗争的思潮。
“公共政策”
问题（例如抵抗土耳其人）一直不是牧首考虑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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