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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教义和礼仪不受新思想和外国的影响是拜占庭教会的主要职责,他们也很少注意教育问题和书本学术问题,这些都超出了他们的主要职责范围。
东欧教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非常类似。
当蒙古人于13世纪中期征服罗斯各地君主国时,教士就接受了新统治秩序,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甚至确认可汗就是他们合法的主子“沙皇”
。
反过来,他们得到财产和广泛的管辖权。
15世纪中期蒙古人统治衰弱后,莫斯科大公发现自己的管辖区存在广阔的权力真空地区,教士受拜占庭典礼仪式和诸如阿加佩托斯(Agapetus)这些早期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强化皇权思想的影响,宣称沙皇受上帝委任,而且只有他能对上帝负责。
只要沙皇坚持纯正的信仰并公开尊重教会是独立机构,他就能够避免遭遇许多——甚至在字面上的——暗杀,像恐怖的伊凡(Ivaerrible)遭遇到的那样。
当“拉丁人”
或其他异端教派千方百计强迫这里的信徒接受虚伪的教义时,教会有时也会挺身而出。
17世纪中期,沙皇及其牧首试图纠正《圣经》文本和礼仪书,试图将其礼仪传统纳入希腊人的教会礼仪,因此引发了狂暴的抗议,抗议者宣称反对基督者(Antichrist)的时代又回来了,许多僧侣和教区神职人员宁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因为背弃传统而玷污他们的灵魂。
“老信徒”
(就像他们称呼的那样)人数成千上万,他们的后代大部分生活在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一直活动到苏联时代,到20世纪末,其人数因为青年信仰者增加而增多,他们顽强地试图改变俄罗斯“民族国家”
的表达形式。
“老信徒”
的立场以极端形式反映出拜占庭人留给讲斯拉夫语各民族的遗产的优缺点。
已完成的大量神圣作品和礼仪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文本,有助于人们日常的崇拜活动和个人敬神拜上帝,使得一小部分虔诚的信徒模仿那些沙漠教父,引领着禁欲苦修的生活方式。
与斯拉夫口语相差不远的书面语言也在发展,使原创性写作能够满足当地多种需求。
在这些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从翻译过来的拜占庭作品中摘引出来的《往年纪事》,它阐述了教义和虔诚的行为,其中结合着罗斯君主的业绩和血腥斗争的传说。
在诺夫罗罗德和其他城市发现的白桦树皮书信本身就证明,沿着主要河流散布的各个城市中心都有相当广泛的功能性文学文献。
这些书信作者致力于使其读者熟悉基督教的祈祷、圣人和斋戒日,他们用当地语言对“十字架”
起誓。
这些礼仪、信仰制度和专门知识有助于强化秩序和社会凝聚力,其附属内容广泛流传于广大国土,激励着开展长距离借贷和信贷活动,这样就促进了蒙古征服前的贸易繁荣。
然而,教会对传统的尊崇也加强了农民对陌生事物已存在的疑虑,赋予其广泛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辩解理由,打击了任何可能打算学习书本知识以了解未来的个人。
正像“老信徒”
表现出来的那样,书籍的本土语言具有基本的象征意义,而文本之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就阻止了修改错误和矛盾的企图。
从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以后,无数封闭而多样性的小团体出现在自黑海草原至北极圈、从巴尔干半岛南部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的广大地区。
无论它们具有何种特殊的制度机构,它们存在本身都得益于东正教的传教努力,其关于不同礼仪、教义和传统的特定知识都经受了他们的高层教士之间的竞争和政治领主的权力斗争。
长期的非基督教信仰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罗斯的蒙古人都没有使它削弱,而是促进其形成。
东正教具有共同事业的观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甚至在20世纪末得到强化,在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对其塞尔维亚东正教同胞反对科索沃分裂分子和“西方”
干涉表示同情和积极支持之际表现得特别明显。
虽然20世纪特别重视物质和外交利益,因为它们在促成联盟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背后存在着鲜明的发展传统,拜占庭皇帝、教士和僧侣就是在这个传统中保持着这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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