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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根据佛教思想内在的一些矛盾，认为佛教是欺骗老百姓的陷阱，应该遭到仁人志士的舍弃。
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范缜。
范缜是梁武帝萧衍的老朋友，在梁朝初年的时候曾经做到尚书左丞，后遭人弹劾被流放广州，返回建康后担任官卑职小的中书郎。
当时，萧衍崇信佛教，范缜却对当时举朝倾尽财力崇佛、老百姓破家佞佛的行为表示不满，公开发表了《神灭论》。
《神灭论》的主要思想就是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一体的、共生的，宣扬人死神灭，没有灵魂。
这就否定了佛教的因果报应。
佛教的教义是博大精深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和神灵而已。
范缜就根据这两点强调神形不可分，人死则灵魂消灭。
后来上至梁武帝，下至竟陵王都驱使了一批佛教信徒与范缜辩论，结果都被范缜驳得无言以对。
这也说明当时南北朝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深，并没有领会佛教的真正深义。
很多官僚、百姓崇信佛教，大体都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并不意味着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已经深入人心。
佛教泛滥的表面喧嚣，并不能掩盖佛教和当时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对立。
不解决这样的对立，佛教就远谈不上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佛教和中国社会深层的矛盾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说的佛教的精神教义并没被中国人真正接受以外，佛教对当时中国社会还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大量人口皈依佛门，大量金钱流入佛门，导致佛教和政权争夺财力、物力和人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有一些县人口不足万人，而一些大的寺庙往往拥有数十万的人口。
这样就使得佛教的势力超过了地方州县的势力，怎能不引起各级政府的猜忌。
同时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古印度，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不问尘世，入了佛门就是脱离红尘。
于是许多早期的佛教僧侣住在深山老林中，不问世事。
另一种就是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贵霜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
但是这两种情况和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不相融。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的中央政权绝不能允许有不受政府公权力管辖的特殊人物和事例存在。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非宗教”
国度，世俗的帝王不可能兼任佛教的最高教主。
这就使佛教的教义、组织机构和中国的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矛盾。
在魏晋南北朝早朝，佛教僧侣坚持古印度的惯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关心与皇权、官府产生的冲突，干脆就不理会皇权和官场。
比如，当时的佛教僧侣看到了达官显贵，既不跪拜也不行礼，常常漠然地擦身而过，这在达官显贵看来就是一种不敬的行为。
东晋时期，掌权的大将军桓玄曾经责问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慧远。
他说，僧人看见了官员甚至是看见了至高无上的帝王都不行礼，这是“大不敬”
，而这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当中是可以抄家灭门的大罪。
但是慧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来回应桓玄的责难。
慧远说：僧人出家，积善积德，实际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义有助于推动文化，其实是在协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侣虽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说不敬。
慧远最后说，佛教僧侣是开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违背天意、顺从天意，佛教僧侣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
慧远的这种辩解，让桓玄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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