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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也是如此，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下诏，佛教僧侣在皇帝面前不得自称贫僧，必须称民或臣，但官府的这些命令并不奏效。
魏晋南北朝前期，佛教仍然保持着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局面，这让世俗的政治人物不能释怀。
魏晋末期十六国的西夏赫连勃勃大王就想出了一个歪招，他出门的时候都要身背佛像。
于是看到赫连勃勃的佛教僧侣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着赫连勃勃礼拜，这样赫连勃勃就变相地实现了让佛教僧人敬拜自己的目的。
但是佛教僧侣在拜过之后，往往声称他们所拜的是赫连勃勃背着的佛像，而不是赫连勃勃本人。
到了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雄心壮志，要统一中国。
他所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北方的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垄断了大批人力、财力，并且拓跋焘害怕佛教僧侣藐视王法，不肯臣服于世俗统治，可能妨碍自己大一统的事业，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佛教泛滥并不是举起一两次屠刀就能解决的。
拓跋焘死后，北方佛教卷土重来，并且更盛于灭佛之前。
到了北周时期，佛教僧侣竟然达到了三百余万人。
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试图抑制一下佛教，于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
的顺序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
排序一公布，北方佛教徒大为不满，自认为要排在道教之前。
于是道教、佛教两派的主要人物当着皇帝的面吵个不休。
宇文邕一怒之下，断绝佛、道两教，没收道观和寺院，迫令出家人还俗。
实际上当时道教还被允许保留了两处道观，而佛教却完完全全被废，三百万僧弥被押解回乡，成为接受朝廷统治的编户，佛教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遭受了两次血的教训以后，佛教虽然没有在中国绝迹，但使很多佛教僧侣开始进行理智思考。
他们认识到，在政治权力强盛、习惯于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社会，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权妥协，才能在中国生根、生存、繁盛。
释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成。”
为了弘法，佛教僧侣不得不低下头开始屈从世俗政权，在教义和组织上做了不少妥协。
此后，他们不但见到帝王、官员开始主动行礼，甚至见到一般百姓都虔诚礼拜，无论男女老幼。
更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主动“修正”
了佛教的教义，在主张出家、不问世事的同时，佛教高僧们开始认识到，出家人应该服务于社会，遵从世俗政治。
他们用释迦牟尼用法力降魔的说法弥合了出家和入世的矛盾。
如果这个社会不太平，如果这个社会上还有暴政和不公平的现象，那就存在着佛教教义当中的“魔”
，作为出家人，佛教僧侣就有义务去深入社会，去驱除掉这些魔障，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
而如何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受世俗政权的指挥，按照世俗政权的命令去救赎、教化百姓。
经过这种调和，佛教就完全变成了世俗政权可以借来缓和矛盾、麻痹普通百姓的一种工具。
这样的妥协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隋唐时期。
唐宋以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僧侣不仅和普通百姓、乡村士绅相互往来，甚至公然出入帝王豪门之家，恭恭敬敬地遇人就拜。
历朝历代还出了一些国师，帮着帝王出谋划策，深层参与了政治事务。
此外官府深深介入了寺院的经济乃至人事安排，就是在普通州县衙门当中也有一些专门的佛官负责给要出家的百姓做证明，给远游的和尚提供度牒。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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