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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
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刑。
铁铸的刑书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
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学说遂渐渐发生。
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
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消怀疑的心，并且有极力反对的。
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可见孔子不重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
这也有几层原因：
（一）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得很，又没有限制（如《诗》：“彼宜无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脱之。”
又如《左传》所记诸虐刑），实在不配作治国的利器。
（二）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以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只该受“礼”
的裁制，不该受“刑”
的约束。
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荀子·富国篇》所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都可为证。
近来有人说，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会的“礼”
普及全国，法家要使下级社会的“刑”
普及全国（参看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
这话不甚的确。
其实那种没有限制的刑罚，是儒法两家所同声反对的。
法家所主张的，并不是用刑罚治国。
他们所说的“法”
，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要“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
，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
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
刑罚成了“法”
的一部分，便是“法”
的刑罚，便是有了限制，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
的刑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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