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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为与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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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
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
，便是这种积极精神。
孟子引旧记载，说“孔子三月无君则吊，出疆必载质（贽）”
。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这是何等气象！
孟子说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都是儒家的积极人生观。
但儒者在那列国对峙的时代，可以自由往来各国，合则留，不合则去，故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精神和高尚人格。
所以孟子还能说：
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的弟子陈代劝孟子稍稍降低一点身分，劝他“枉尺而直寻（十丈为寻）”
。
孟子对他说御者王良的故事（《滕文公篇》下），末了他说：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是阿合），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
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这种不肯枉己而直人，不肯枉尺而直寻的精神，是古儒者留给后世的一种贵重遗风。
但中国一统之后，便没有这种自由选择的机会了。
“择主而事”
已成了一句空话。
叔孙通“事十王”
，多靠会巴结进身，后来居然制定一朝仪法，成为“汉家儒宗”
，这便全不是那种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了。
在那班屠狗卖缯的公侯将相的手下想做点积极事业，本来不是容易的事。
有点骨气的人大概都受不了这种环境的苦痛。
少年气盛的贾谊，过湘水作赋吊屈原，他说：
斡弃周鼎，宝康瓠兮！
（康瓠是大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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