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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他攻击当时的大臣道：
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闲，以为大故。
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
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是适然耳”
是无为论者的自然主义。
无为论的真义只是“听其自然”
，而“不以人易天”
。
有为之论恰和这相反，恰是要用人力补救天然，处处要尽人事。
贾谊说此意最明白：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夫人之所设，不为（则）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
这便是儒家的有为主义的要旨。
贾谊之学出于河南守吴公，吴公学事李斯（《汉书》十八），李斯学于荀卿。
荀卿曾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荀子·儒效》）又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夫是之谓能参。”
（《荀子·天论》）又说：“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荀子·天论》）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人事有为主义。
陆贾、贾谊都代表这种积极态度。
这种态度的要义只是认清天下的治乱和生民的安危都不是“天之所为”
，乃是“人之所设”
。
既是人之所设，便不许靠天吃饭，必须时时努力尽人事，因为这种事业是“不为则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
的。
这种有为主义，董仲舒说的也很明白恳切。
董仲舒是广川人，治《春秋》公羊氏之学，景帝时为博士。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对策（《汉书》六，此事在元光元年，即西历前一三四。
《史记》一二二则说是在“今上即位”
时。
他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
一句，汉初至建元三年才有七十年，故齐召南定为应在建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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