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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满足的，但有饥馑袭来的征候，所以日日在苦虑。”
一八八二年，参加了墨斯科市况调查时，仅用于调查一个Riapinski客栈的几小时，却将较之IasnaiaPoliana生活的几年更有意义的影响，给与Tolstoi了。
以这调查为动机而作的《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二）的冒头上，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向来没有度过都会生活。
一八八一年转入墨斯科生活时，使我吃惊的，是都会的穷困。
我早知农村的穷困，但都会状态，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会的贫民，是赤贫，不信神，看那眼色，读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你——别世界的人——站在我们的旁边的？你究竟是谁呀？”
从别世界来的Tolstoi一经观察这不可解的新的都会生活，一向以为愉乐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烦闷的根苗。
既经目睹了忍寒苦饥，而且被虐的多数人，于是也明白了仅靠博爱，难以解决这问题；又在都会里，也难如村落一般，容易创造爱和协同的氛围气；并且镇静“以自己的生活为不正当的自觉心”
的苦恼，有所不能的理由了。
他曾这样地写——
“都会的缺乏，较之村落的缺乏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
而主要之点，是在穷困者群集于一处，那情形，实给我以恶感，在Riapinski客栈所得的印象，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肮脏。”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Poliana的安静和幽栖。
苦于剧甚的都会生活的烦琐的他，便从墨斯科跑到村落去。
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谓“苦痛的经验”
（市况调查）为止，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这样地诉说墨斯科生活。
“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乱。
神经纷扰，每一小时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
为了妨害我面会必须相见的人们，无须的人们是故意地出现……。”
墨斯科的市况调查后，他从Riapinski客栈，恐怖地跑到Iasnaia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写信给Sophia夫人云——
“总算已从都会的繁杂之极的世界，复归自己，读古今书，听AgafiaMia的纯真的饶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Poliana去，也不但为厌了都会生活的烦劳。
他是要避开社会问题的通俗底解决，并且远离深酷的急需底的都会的穷困。
而他较之Iasnaia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农民的生活去的。
社会问题在Toistoi的面前，将那悲剧底实相展开了。
他想个人底地，消极底地，将社会问题来解决，以为一切病根，全在佣雇别人，加以榨取，所以应该不去参加榨取别人的事，自己来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别人的劳动。
一八八二年他遇见了加特力教派农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别人，显示自己的实例，以说“同胞爱”
而想缓和社会的矛盾的。
Tolstoi又读了Bandarev的《论面包的劳动》，大有所感，便将那为村民作殉道底劳动，借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
社会问题固未能仗这样的个人底出力而解决，但于怠惰豪华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击；是并无疑义的。
IasnaiaPoliana的地主，成为IasnaiaPoliana的隐者；Iufan化了的主人，变作文化底耕作者了。
恰如十八世纪的卢梭，抛掉假发，脱白袜，去金扣，居环堵萧然的小屋中，做了Montmorenci的隐者一样，十九世纪的Tolstoi也脱去华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农服，委身于所谓“面包的劳动”
了。
于是从现代国家的社会底矛盾脱逃的隐者，便进了“枞树下的精舍”
，个人底地奉着农民底基督教，依照Siutaev的方式，以度生活了。
也就是他Tolstoi，成为改悔的Anarchist，以中产的劳动农民的精神为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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