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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尔密诺夫的报告的中心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文学批评的党派性的问题。
亚尔密诺夫从那些说是“苏联没有文学，所以也不会有文学批评”
的布尔乔亚批评家们（爱罕鲍罗）起，直到西欧的布尔乔亚文学批评的现势的分析，一一指摘了他们的一般底的思潮底颓废，向着不可知论的转落，文学的全体底的认识的拒否，看透文学之力的微弱等。
只有马克斯主义底批评，乃是反映着社会主义底革命的成功，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普罗列太利亚文学，同盟者文学的伟大的成长，——亚尔密诺夫说，戈理基的《四十年》就是最好的例子——的批评。
然而，倘要不比这社会主义底发展落后，足以十分应付那要求，则绝对地必须确保文学批评的党派性。
同时还要确立文学的党派性。
过去的布尔乔亚底、贵族底古典文学，是极其党派底的。
真的古典底作家，个个都是他所属的阶级的良好的斗士。
由此可见为我们的文学的党派性而斗争的事，乃是我们的批评的最大的任务了。
——亚尔密诺夫说。
还有，那就是对于一切反革命底理论及右翼底，左翼底机会主义的斗争的强化。
和这同时，还应该批判普罗列太利亚文学批评阵营里的一切错误。
就是布尔塞维克底自己批判。
于是亚尔密诺夫就是先从批判他自己开头。
在他的著作《为了活在文学上的人》里面，认为客观底地，有着右翼机会主义底的性质的错误，很详细地分析了那方法论底根源。
其次是阿卫巴赫，也有分明的错误，他无批判底地，接受了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凯莱夫的德波林主义底命题，于是就和德波林底理论有了联络。
法捷耶夫也有错误，他和蒲力汗诺夫的“功利由判断而知，美因暝想而起”
这康德主义底命题有了关联，而且由此表示着“蒲力汗诺夫的正统”
的标语的影响。
《文学新闻》的编辑长绥里瓦诺夫斯基也犯了大错误。
他抱着一种错误的意见，以为苏联的诗正遇着危机，诗的盛开，当在将来，现在只有着期望；又以为普罗列太利亚诗的发生，是有点出于构成主义的。
这种想法，是恰如波伦斯基那样，很有与所谓“抒情诗现在正濒于灭亡，因为普罗列太利亚虽是文化的需要者，却非创造者”
那种托罗茨基主义底看法，连络起来的危险性的。
其次，亚尔密诺夫并指摘了布尔乔亚文学的逆袭的尝试，往往由右翼机会主义底批评而蒙蔽过去。
他说：
“总之，这乃我们不将文学底现象，看作阶级斗争的现象的结果。
倘若我们的批评，学了列宁，倘将文学作品作为该阶段上的阶级斗争这一条索子里的一个圈子，那么，该是能够下了更深，更正确的评价了的罢。”
此后，是提出了可作普罗列太利亚文学批评的基础的，艺术性的新的规准的问题。
对于这，亚尔密诺夫说得并不多，但在这批评家会议的临末所说的结语中，法捷耶夫却说了更加深入的话，我们且来听一听罢。
法捷耶夫先断定了也必须从列宁的教义出发，这才能使这问题前进，于是说：
“艺术性的规准——这，是或一阶级的艺术家，将或一个具体底的历史底现实的本质底的面，加以解明，这就是那解明的程度。
人是能够从现象的本质的无知，逐渐移行到那本质的深的认识去的。
——记起这列宁的命题来罢。
这规准，常是具体底的规准，历史底的规准。
……从这一点说，则我们劳动阶级，是在历史底发展的最前进了的地点的。
所以，我们既能够最正确地评价过去的艺术发展的具体底的历史底阶段，也能够从过去的艺术里，撮取那于我们最有益的充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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