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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抵避着正面冲突——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呀。
说出来的话，是极多的好句子。
然而归根结蒂，在生活构成的理想上，是极度的凡俗主义。
我曾在瑞士遇见过一个非常出色的托尔斯泰主义者。
[194]据他的意思，他是完全地过着圣洁的生活的。
我曾想从最普通的农民的生活里，提出那生活来，但是没有弄得好。
大大的菜园，许多的白菜，天天新鲜的白菜汤，不变的菜园的锄掘，关于救助灵魂的会话——此后所得到的，然而是嫌厌之情。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枉然的水的乱打的缘故。
但是他那里，恰如奔赴伟大的教师那里去的那样，聚集去各样的人们。
于是吃白菜，喝牛奶，而倾听他的菜气，牛奶气的议论。
总之，这是容易的事。
因为在实际上，这就是平和，就是腐败。
然而直闯进去，投身于社会底斗争的正中央的事，无休无息地为正寻求伟大的行为和牺牲的历史的铜似的声音所刺戟，而苦于那斗争的矛盾的事，那在精神底崇高之度，较之这一切的反刍动物底的事件，是高到无限的。
当今天讲完了两个世界观的矛盾的概略之际，我说一个基督教底的，辛辣的故事罢。
那是主带着尼古拉·米烈启斯基和圣凯襄，在地上走的故事。
他们遇见了陷在泥沼里的农夫的车。
主说，应该帮农夫去。
然而穿着灿烂的天衣的凯襄说，“主呵，我不下沼里去，怎样好做那污了自己的法衣的事呢。”
一面尼古拉却走下沼里，费了许多力，抓着轮子，将车拖出来了。
他走上来，遍身是泥污。
然而那泥，却变了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光明的辉煌的光。
灿然的珠玉，装饰了他的衣服。
于是主对尼古拉说，“因为你为了帮助邻人，不怕进污秽里去，一年不妨休息到两回，但凯襄却四年只一回。”
正如这尼古拉·米烈启斯基[195]一样，托尔斯泰主义者们也太要保自己的纯洁。
而因为这样，所以不能做真的爱的事业。
那事业，不过是作为单在言语上的东西，遗留着。
有时候，一面倾耳于我们那样的大雷雨时代，他托尔斯泰主义者们，一面却从人生所要求的巨大的要求退走，嚷着坏话，逃掉了。
我们所希望的，是不要将那在各处抽着新的萌芽的伟大的托尔斯泰之中，有着那道德底论证，有着那艺术底根据，而到现在呢，那稍稍有力的立场，要和无产阶级来结合了的智识阶级，在中途拖住。
在无产阶级，智识阶级是必要的。
在最初的时期，那必要的程度，恐怕要到没有他们，无产阶级便不能简单地走进新的共产主义底组织体的里面去。
参与这共产主义底建设的我们，从今以后，也将和一切别的偏见一同，和那表面很出色，而实有害于世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所怀的偏见，斗争下去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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