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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炜1989）。
这与前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以酒器为主的礼器组合存在较大的差异。
作为二里头文化直接源头之一的王湾三期文化，以及其他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尚未发现类似的可资比较的考古学材料。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海岱龙山文化的高级贵族墓，采用棺椁并用的木椁葬具，以犬为牺牲；随葬以鬶和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代表的成组酒器、食器，以及鼍鼓、玉钺和鸟形玉饰等。
这构成大汶口文化晚期至海岱龙山文化葬制与礼器组合的显著特点。
白陶这种由高岭土烧制成的硬质陶，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陶系被大量生产，成为高等级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
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的白陶工艺，很可能即由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白陶工艺发展而来。
其他的许多文化因素也为三代中原礼乐文明所承继，成为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认为，“在文明孕育的过程中，海岱史前文化似乎作出了比其他地区更多更积极的奉献”
（高广仁等1992）。
以琮、璧、钺及作为某种偶像头部冠饰的“冠状饰”
为主体的玉器组合，显示出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礼器群的突出特点。
其中玉钺来源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斧或石钺，后者以长江下游的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最为多见。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某些制作精致或朱绘具有神秘色彩图案的石钺已明显失去原来生产工具的性质，而渐变为武器和礼器（傅宪国1985）。
良渚文化大墓中的玉钺有的刻有神人兽面纹及鸟纹，配以精致的嵌玉木柄和玉瑁、玉镦，更应属权杖的性质（张明华1989）。
至于琮、璧，目前从考古学上还难以准确地断定其功用，或认为是敬天祭地的礼器，或认为是通神的法器，财富或权势的象征，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均出自大墓和富墓，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所有，是墓主权力和地位的标志。
在规格不等的墓葬中，又依其种类、质地、数量的差异，区分贵族内部的不同阶层。
琮、璧与商代的同类玉礼器，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有内石钺已开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青铜钺的先河。
良渚文化的陶礼器的基本组合是鼎、豆、簋、盉、壶、贯耳壶，有的在器壁上镌刻着蟠螭纹、禽鸟纹等纤细而繁缛的图案，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二里头贵族墓出土的白陶器
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
从良渚文化总体上弥漫着浓厚的宗教巫术色彩（赵辉1999）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倾向于赞同“良渚文化的玉琮是一种与人们的原始宗教巫术活动有关的器物”
，由宗教法器而成为“统治阶级的象征”
（张光直1986，王巍1986）的观点。
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各地的玉、石琮，包括见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诸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者，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化。
“这些玉、石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形制上差别很大，似不应看作与良渚文化有直接关系，也不能确定它们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是否具有同样的用途。”
（王巍1986）在中原三代文明中，玉质礼器自二里头文化始即不占居礼器群的首要位置，玉质礼器饰品化是三代礼器群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良渚文化等盛行“玉殓葬”
，以玉为主要礼器的诸考古学文化与三代礼乐文明形成的关系，似不应作过高的估计。
从宏观的角度看，自仰韶、龙山时代至周代，随着华夏礼乐文明的发生、确立与初步发展，玉器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有一个由“以玉事神”
，到“以玉崇礼”
再到“以玉比德”
的地位逐渐降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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