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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2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引人注目（陈星灿等2003）。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
的局面。
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详后）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迄今已发现的十几座城址了。
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功能问题较为复杂，“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
，因此“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
（赵辉等2002）。
这些城址究竟是群团内部“阶级斗争”
，还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产物？如系后者，所谓外敌，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围绕这类问题，有多种假说。
其中之一可以概括为大集团间或文化间冲突说。
该说针对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城址大体由北向南蜿蜒分布于中原地区东缘，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2000年前后，城址的出土遗物中较集中地出现了海岱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现象，认为出于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侵袭的考虑，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或许就是上述城址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应与夏代早期的夷夏交争相关联（魏兴涛2010）。
但问题仍较复杂。
首先，“共时性”
的确认就很困难。
由于考古学上的一期可逾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同属一期的遗存并不一定具有“共时性”
。
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颇难敲定。
随着年代学的长足进展，仰韶——龙山时代遗存的碳素测定年代有趋晚趋短的倾向，既往的推定与最新的数据可以相差200年左右。
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各城址的标本采取和测定难以统一实施，从而无法放到同一平台上来比较。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方燕明研究员，就排定其中4座城址使用时期的相对顺序（方燕明2009）如下：
王城岗小城（2165BC——2077.5BC，两个数据取中间值，下同）
→王城岗大城（2102.5BC——1860BC）
→瓦店（2105BC——1755BC）
→古城寨（2017.5BC——1997BC）
→新砦（1870BC——1720BC）
至于郾城郝家台城址，则较王城岗还要早些，殆无异议。
另外，尽管遍布中原各地的聚落群在日用陶器等方面有若干共性，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
由是，也就难以想象整个中原集团在其东部“边境”
一带会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防御系统。
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其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
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
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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