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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原中心论”
的学术史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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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区系类型到一般进化论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过多种认知模式。
仅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就有“中原中心说”
（安志敏1959，石兴邦1959）、“满天星斗说”
（苏秉琦等1981）、“中国相互作用圈说”
（张光直1989）、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
或“多元一体说”
（严文明1987）、“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
（赵辉2000、2006）、“新中原中心说”
（张学海2002）等。
总体上看，这些解读要么强调各地史前文化成就的多元等重，要么强调自史前时代开始的中原中心的分量。
关于国家形成的路径，只有苏秉琦提出了中原以外起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
的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鲜有呼应者。
各地学者往往强调本地的文明贡献，也多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新石器时代“东亚大两河流域”
的主要文化区（严文明1987）
与此同时，“一般进化论”
的思考方法一直居于主流。
赵辉在回顾20世纪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历程时指出：“当时的研究者在考虑物质文化面貌的演变时，一般会注意到和强调各地文化的不同谱系情况，是一种类似多线进化论的思考方法；在考虑史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时候，人们又往往不加区别地用同一种理论来说明各地文化的演进，并至少在相当大范围内，把各地的社会看作是大体同步发展，就本质来说是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
（赵辉2003）这是切中肯綮的。
直至今日，在海量的相关信息被掌握的情况下，所谓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式仍居主流，恐怕其主要原因要到资料的匮乏以外去找了。
“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
（张光直1989）“限于目前田野考古发展还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况，各地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年代相若，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
（严文明1992）类似的认识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
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
“铜石并用时代”
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
由是，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如“铜石并用时代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不存在全方位的‘先进’与‘落后’”
（韩建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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