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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表述几乎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广域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学术正确”
，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被淡化。
究其思想基础，不能不归因于区系类型理论的构建及深入人心。
“满天星斗说”
的文明起源观直接建立在区系类型框架的基础上，已毋庸置疑，“相互作用圈说”
应也与其有一定的关联。
“重瓣花朵说”
或“多元一体说”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
和“新中原中心说”
，显然是“中原中心说”
的否定之否定，都可以看作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
多元发生论的时空与谱系基础，当然也是区系类型理论。
中原中心究竟始于何时
严文明在论述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
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勾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
（严文明1987）显然，作者认为在仰韶文化兴盛时期，中原区即已“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
严文明在综述仰韶文化房屋建筑质量、结构和聚落分化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如果在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生贫富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是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
可见仰韶文化后期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严文明1992）。
张学海更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论证在“重瓣花朵”
结构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
地位（张学海2002）。
考察那些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仰韶文化后期阶段的考古资料，基本上限于房屋质量、结构，聚落数量、面积及分群，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恐怕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及彩陶这种普世的生活日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
它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却少有华东地区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的材料（栾丰实2003）。
赵辉论及“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
……据初步统计，（河南灵宝）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
（赵辉2000），但上引诸指标似乎仅昭示其人多势众，而难以得出实力强大的结论。
经常被提及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原始殿堂”
，虽稍具章法，但仍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
一脉相承，其他遗存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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