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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确实采纳了不少正确的劝谏。
比如,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
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
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
又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
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
争辩的结果,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
著称的大臣魏征,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
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征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
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征二百多次批评规劝,还把他比作可以纠正自已过失的一面镜子。
魏征病死时,唐太宗非常悲伤,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而且愿意纳谏,所以当时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谏。
大臣裴矩,原是隋炀帝的宠臣,由于隋炀帝残暴拒谏,他便处处阿谀逢迎,还为隋炀帝出过远征高丽等一些祸国殃民的主意。
但在贞观时期,同样是这个裴矩,却能够勇于谏争,他由隋朝的佞臣成为唐朝的净臣,前后判若两人。
裴矩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唐太宗善干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臣下的意见能够认真听取,择善而从,甚至有时抑制住皇帝的虚骄心,不计较言辞的冒犯而纳谏,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
善于纳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较难。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摘掉“变色眼镜”
,不要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分亲论疏。
只要符合客观实际,方法措施可行,就应当采纳,并给于进谏者以鼓励,创造一个有利于进谏的良好环境。
否则,就有可能影响进谏者的积极性,因而听不到真实的情况和合理化的建议。
韩非子在其《说难》中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说是宋国有位富人,因为天下雨,院墙被淋坏倒塌。
他的儿子就说:“如果不修筑好,就会有盗贼来偷盗。”
他的一位邻居老头儿也提出了同样的忠告。
夜晚,富人家果然被盗,丢失了很多财物。
这位富人夸他的儿子聪明,却怀疑邻居老头儿。
同样的一句谏言,同样的一个结果,只是由于亲疏关系的原因,就载上了“变色眼镜”
,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纳谏者若持这种态度和思想方法,岂能不冷进谏者的心寒?韩非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他接着指出秦人绕朝的话是正确的,在晋国被奉为圣人,在秦却被杀戮,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中也可以看到纳谏者的胸襟和眼光是何其重要。
【家长里短说孟子的大智慧】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领导者善不善于集思广益接纳基层群众和领导人员建议,是决定一倍领导人是否会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这也决定作为领导人会不会达到他一生领导事业的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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