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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未能用数字管理的时代，政府的政务越是繁复，税费征收的环节、次数越是复杂，经手人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就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实际从数字上看农民交的钱粮是多了，但农民的负担却轻了，因为一条鞭法变繁政为简政，从而减少了官吏的中饱。
显然，对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政府内的成员来说，这种现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
为他们的饭碗计，政务只能越来越多，手续必须日见烦琐，让皇帝和上司见了，觉得人人都在忙于公务，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似乎只有奖赏的道理，没有责罚的理由。
所以，正税之外的摊派和附加无论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众官之口，何以饱属吏之欲？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最后按“黄宗羲定律”
演化了下去，当然首先有对后金的战事无穷期的因素，因而引出“辽饷”
（后金的女真人在辽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胀。
个中的道理，其实不是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政府把改革已经加入的摊派给忘了，然后再行摊派，实际上是政府希望农民把这一点忘了，或者装作自己忘掉了，摊派才好理直气壮。
我们现在之所以担心“黄宗羲定律”
作怪，让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主要是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担心它重蹈明朝的覆辙。
显然，这决非杞人之忧。
我们现在进行的税制改革，不仅出现了反弹，而且确有变本加厉加重农民负担的可能，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文章所证实。
事实上，遏止农民负担加重，从根本上掘除“黄宗羲定律”
发作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
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
就目前而言，关键是后者。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越是单纯依赖农业，指望从农民嘴里抠食的地方，政府膨胀得就越快，而且由政府倡导的各种工程，兴办的各种企业就越多，也就是说越能生事。
这种政府导向的生事，结果往往很差，除了浪费农民的血汗钱之外，百无一成。
其实，这种工程和企业，从开始就没打算办好过，只不过是官员们借以捞钱和捞官的梯子。
不管他们生事的旗号打得多大，口号有多响，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但梯子就是梯子，等桃子摘到了，梯子也就寿终正寝了。
《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主事的和下面的喽啰哪儿来那么多机会发财？能折腾事儿才有借口弄钱，能折腾事儿才有机会出“政绩”
，这是古人就明白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些经过现代化熏陶，甚至还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岂能不知？
要想“黄宗羲定律”
不再适用，政府须得走出自己的中世纪，去掉自己身上的陈年老味。
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如果一时还难以实现民选的话，至少，政府的事务要公开，税收要体现民意，也就是说，没有民意授权，就不能随意增加税费。
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都跟税收的民意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得民意机构允许才能征税是现代行政的基础，只有实现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才算真正摸到了现代国家的大门，现代行政的大门。
跟眼下肆虐的SARS一样，所谓的“黄宗羲定律”
其实不是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只有政府才会感染的瘟病。
2003年5月8日，SARS肆虐时，于京北清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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