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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中国人开始反思前阶段对苏联的学习，这种毛泽东带头进行的反思，在反右运动和中苏磨擦的刺激下，结果是形成了另一种建设模式，即秦晖所谓的“命令经济”
模式。
众所周知，这种模式的大规模试验，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过于惨重，此前已经定下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一线二线领导结构，开始落到了实处，党和国家真的开始形成两个中心。
“文革”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实际上，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模式，其内涵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不仅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严密计划和平衡对称的经济结构，以及按部就班的生产过程，还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机制，即所谓的官僚制、科层制，以及讲究程序的操作机制，照章办事甚至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
而命令经济虽然并没有像它的“兄弟”
那样定型，但依然有着某些截然相反的属性，那就是群众运动，不讲常规，不断突破制度的限制等等特质。
显然，以刘少奇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
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是个对经济建设既不懂行，又不热衷的人。
其实，毛泽东比谁都在意有无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从《资本论》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直都在读。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特性，对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而迅速的胜利，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群众运动政治操作和不讲常规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大手笔的涂抹下，常常有出奇制胜的神效。
进入建设时期，面对具有成型经验的苏联和更为强势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学习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系显然是不可抗拒的选择（否则就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扫地出门）。
然而，随着这种过于规范的体制在中国逐渐扎根，而且成就斐然，毛泽东和这种体制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凸显。
当然，毛泽东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学这个体系的理论，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但是他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他以往的成功，阻碍了他的这种尝试，一位公认的伟大领袖，实际上置身国家建设的事外，这种地位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另起炉灶。
当中国正在大规模地享用计划经济的好处的时候（1956年），却要大张旗鼓地反思这个体系的弊病，走自己的路，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按常理是讲不通的。
其时，即使在苏联，也只是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已，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开始。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还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可供建功立业，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建设势必、也必须成为党的核心事业和中心工作，所以，尽管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基本矛盾”
的提法，但经济建设的中心却没有变。
只是苏联模式的“马钢宪法”
变成了中国的“鞍钢宪法”
，制度和常规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当然，这时期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建设，也是空前绝后的，只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建设最后变成了空前绝后的破坏，毛泽东在建设上的大手笔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尴尬。
跟某些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威胁到了毛泽东的威信乃至地位。
相对于毛泽东那又多又巨大、近乎神迹的功业，在一个惯于迷信伟人的国度里，尽管这个伟人遭遇了空前的失败，即使有损伤，也只伤及皮毛而已，更何况，其时失败的责任在老百姓那里并不完全明朗。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所热衷的命令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而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随着困难时期的调整整顿而卷土重来，而且大得人心。
一线领导不仅在事实上形成了另一个中心，而且正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这个中心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足以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但如果任其在这条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国早晚会变成第二个苏联，而在苏联体制下，毛泽东即使能够保住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施展拳脚的机会，历史将带这个有过太多风光的伟人步入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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