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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他们不鼓励老百姓兴师动众地亲自“访问”
我们比较上面的领导。
我们的信访制度，就国家制度安排而言，首要的意义是信息控制，以防止下级政府的行为超越底线，从而引起整个体制的动**。
在公共传媒监督基本缺席的情境下，这种安排无疑是必要的。
虽然不能说信访和连带出来的上访整个过程中没有一点权力技术的成分，但恐怕这种权力技术的应用更多的来自于上访相关者间的权力斗争。
在中国改革之前，由于严密的社会控制，农民的上访在平时近乎不可能，但在运动中（除了“文革”
）却又骤然变成了大规模受到鼓励的行为，只是，这时的上访变成了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
（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上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上访。
进入后“文革”
时代之初，由于借助超大量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安定民心，以及为新一代领导人确立合法性基础的需要，大规模的上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容忍，很快就超出了行政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好在农村的改革顺利推行，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上访潮消退。
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停滞，吏治问题却逐渐突出起来，而运动方式却已经被中央明令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持续的上访结果就成了农民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生计、冤屈）和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
撤社改乡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最感困惑的一件事就是没有了以往全能式农村管理体制，同时又接不上法制化的轨道（或者并没有接轨的积极性），农村的治理处于过渡性的紊乱状态。
当然，乱归乱，农村的治理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松的，新时期强化管理的结果，就是行政以及司法、工商、税务、电力等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的机构对于农村治理却难有更有效的办法，只能用行政与警察职能两个杠杆乱撬，造成在农民印象中，政府干部到农村做的事只有三件：要钱、要粮、要命，而且往往要伴随着武力（警察或联防队）。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未必若是之甚，像应星书中所述的庞大而艰难的三峡移民工程，毕竟还是要靠基层干部来承担的。
但是，乡村的治理乏术和农民与基层政权（包括县级）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的态势，却是任何关注农村现状的人都不能不正视的。
这也正是农民要不断地上访，尽管基层政权穷于堵截和应付，却依然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
一般说来，凡是基层政权动作大（或者因上面的压力如库区移民，或者出于自家的形象工程等等）的时候，它们与农民的冲突就大，而上访就出现**，而相应的治理手术就更麻烦。
其实，现阶段乡村治理的手术虽然麻烦，但化约到底就是两条，如应星书中所述的“挤脓包”
和“开口子”
。
所谓挤脓包就是整治“一小撮领头闹事的坏人”
或者长年不安分的“刺头”
，整治的方式很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常规到非常规，从行政到司法手段都有，甚至还可能“罪及妻孥”
，总之是杀一儆百，让天下太平了了事。
所谓开口子，就是政府方面做一点让步，给不满的群众一点政策和物质方面的好处，以安抚人心，从而釜底抽薪，彻底孤立“一小撮”
，挤脓包时好下手。
治理资源越多，“挤脓包”
和“开口子”
技术运用的余地就越大，治理的弹性自然也就越大，否则“挤”
和“开”
都难。
无论“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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