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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开”
，所要对付的都是“农民闹事”
，其中上访是需要重点对付的目标之一，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控制或者消灭上访视为下级政府的治理指标的，也就是说，某级官员的重要“政绩”
就是能否将上访扼杀掉。
到了这时，乡村治理就变成了摆平，只要能把事情摆平（不是暂时摆平而留下后患），上下就皆大欢喜。
如果是在城里的话，摆平术的两手，应该是软的一手用得多些，然而乡村却恰恰相反，地方财政日益严重的困难，以及干部根深蒂固对农民的轻视，使得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开口子（农民的事儿没人当回事，这是目前我们社会的现实，似乎也不能单怪基层），而更倾向于动用强硬手段。
动硬的，前提是被动的那方须有该着的理由，于是，在乡村治理这个语境里，农民往往会变成“刁民”
。
我们看到，在大河库区，所谓“刁民掀小车”
的事件是怎样从老百姓一句无关痛痒的愤激之言，变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
，最后竟然成为在省、地、县各级政府官员中流传甚广的一种经典故事，一种严肃整治的借口。
在这里，农民就这样被妖魔化了，妖魔化的农民，顺理成章地成为应该被整治的对象，而且决不能手软。
各地诸如此类的“刁民故事”
，实际上是“官方舆论”
的一部分，造好了这种舆论，治理或者摆平才好下手。
现在的农村，上访包括集体上访虽然只能算是“群众闹事”
的初级阶段，但由于这种行为有将下面的种种“猫腻”
透露出去的危险，所以受到地方政府非常的重视和敌视。
我们知道，地方上“猫腻”
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纯粹的腐败与违法行为，另一种则属于不得不为之的不规矩之举，如对农民某些不合理的收费，计划生育的执行等等，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那我们基层政府可能既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又没法自我生存下去。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允许上访的存在尤其是泛滥，在某些情形下，上访访到上级机关还好说，访到媒体，万一给捅出来，那么不仅当事的基层政府难堪，连它的上级也跟着丢脸。
虽然上访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但农民上访的势头却屡禁不止，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访已经成为农民的一种抗议形式，与其他比较激烈的“群众闹事”
是一样的。
面对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不公正现象的日益增多，农民实际上是不可能一声不响的，但是作为“一盘散沙”
的农民，采用其他形式集体反抗，显然不容易（不是所有地区），寻找领头者困难，担心违法的心理压力也大，上访虽然也会遭到“修理”
和报复，但毕竟要轻得多，正因为如此，上访才成了农民最佳、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恰是由于农民不断地上访（包括那些像书中所说的把上访当成仪式的“上访专业户”
的行为），因而引起的外界的注意，才或多或少地遏制了一点某些地区政治状态的日益恶化。
尽管如此，对比起农民（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民）所受的不公正来，上访所达到的效果不能不说还是相当可怜的，那些能够对政府构成较大压力的集体上访，结果好的并不多，农民之所以“不屈不挠”
地坚持上访，仅仅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持续上访的经济压力，上访精英与一般农民之间的利益裂痕，连续上访无果之后群情激愤导致的过火行为等等，几乎每一项因素都足以造成行动的失败。
最根本的还在于，作为上级政府并不真的情愿处理基层政府的干部，尤其不乐意因农民的上访，按农民的意愿处理这些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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