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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刑讯逼供的两个传统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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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上看,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问题似乎很严重,其实,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现在报道得多了,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比现在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这个问题讲得多,倒是一种进步,说明人们多少有了点权利意识,也可以说,人们对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的现象有了某种警惕,而有关部门也多少有了点容人说话的雅量。
当然,警惕也好,雅量也罢,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却还任重道远;因为这决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更决非加强学习提高警察法律素质和心理素质所能奏效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使刑讯逼供不再成为公安机关的严重问题,而只是个别的特例,需要公民文化的建设,需要一种良性的法律文化背景的形成,需要司法制度的改革,其实,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政治上的着力。
尽管传媒上对刑讯逼供口诛笔伐,当事人的悲惨遭际也令人触目惊心,但跟警察们私下聊起来(包括一些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几乎都认为刑讯或者类似刑讯之举,毕竟是侦破案件的有效手段。
就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不搞到自家头上,显然对刑讯逼供也不那么反感,看见电影电视中的警察痛揍那些并没有定罪的“罪犯”
,又有谁不感到解气呢?无罪推定说说容易,但实践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只要是怀疑到谁头上,总是禁不住想要尽快地问出个究竟来。
对方要是坚持行使“沉默权”
,那么就难免要吃苦头,尤其是上面要求限期破案,而这边又久无进展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更容易发生。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在于警察包括与案件相关的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过分重视。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官府审案没有口供是不能定案的,因而允许审案者(主要是地方长官)有条件地刑讯,结果是青天大老爷打板子上夹棍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中,相信口供成为人们的一种顽固的习惯,而为获取口供动粗,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动刑逼口供不过是传统法律世界的技术成分,在这种技术层面的背后,是以刑求治的政治框架。
在这种框架里,整体国家社会体系结成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金字塔,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礼制结构”
,失礼、逾礼、越礼都意味着对秩序的挑战和破坏,必须以刑加以惩罚,使被破坏和扰乱的秩序归于正常。
在这里,官尤其是审案之官,象征着秩序的维护者;而民,则是随时有破坏秩序之虞的草民、刁民,动刑不仅意味着惩罚,还意味着威慑,所以刑讯要在公堂之上,不仅在公堂上打板子,而且还有所谓的号枷示众,站笼示众,要的就是随时随地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所以刑讯逼供不仅是催问口供破案的需要,还是传统社会“治民”
之必需,尤其是社会比较动**的时候。
然而,有人会问,现在很多的刑讯逼供并不发生在“大堂”
之上,这将怎样解释?的确,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已经绝少有开庭审判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动家伙的事情,就是私底下动了大刑,开庭之时也得掩饰一下,尽量遮蔽,不让人知道,尤其不能让媒体知道。
事实上,动家伙以示惩罚和威慑,主要是基层公安和联防队的事儿,尽可能吓唬和震慑那些敢于不交某些谁也弄不清是否合法的“提留”
的老百姓、“擅自”
上访的“刁民”
以及因为不知什么事情老惹麻烦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根本不存在问口供的需要,被派出所和联防队因什么缘故抓进去关了起来的人(主要是农民和城里的民工),会莫名其妙地自己“摔死”
“碰死”
或者随便一个什么理由地死掉(不死的当然更多些,但身上总要留点伤作为纪念)。
不信问问那些“出了事”
被曝光的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对员们,他们几乎个个相信,不来点真格的,就镇不住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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