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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考试考的是排律，即通常我们看到的七律和五律的放大版，技巧性要求更强。
严格来讲，排律是可以做得无限长，但是考试的时候是不大可能让人能写多长就写多长，一来考试时间有限，二来考官判卷也受不了，所以名曰排律，实际上只限定16句，8韵，跟一般律诗也差不多。
晚唐才子温庭筠才思敏捷，做8韵，一叉手一个，人称“温八叉”
。
但大多数人肯定没那两下子，所以还是能难倒不少。
一般来讲，考场上是做不出好文字来的，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后世的八股文，原本是敲门砖专用文体，敲开门之后，本人见了都烦，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可是做诗就不太一样，考场上做，在考场下面大家做得更欢，士大夫平时诗酒酬唱，甚至官场同僚往来，都离不了诗。
唐代的确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这么想，是不是佳句和妙境都让唐人给穷尽了？后人再做律诗，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唐人的窠臼。
甚至有些写得好的自由体新诗，细抠起来好像也有唐诗的影子，如此的辉煌，不能不说有以诗取士的一份功劳。
现在大家公认的好诗中，虽然没有应试之作，那是因为唐朝好诗太多，实在轮不到那临场发挥的东西。
正是由于进士科比较能让士大夫们一逞才华，而且皇帝也对进士青眼有加，士间的舆论更是看好能经进士考试出来的人。
当然，进士出身的人升迁也比较容易，所以，稍微有点才气的人都乐意往进士这儿挤，参加考试的人一多，而名额不变，想要考上也就不容易了，考了一辈子也考不上的也有。
唐朝的诗人们往往脾气很犟，就是考不上，也不愿意转到明经科，死活要在进士的独木桥上挤，当时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的说法，就是说三十岁考上明经算迟的，而五十岁中了进士算早的。
说到科举考试，就不能不谈到学校制度，把学校与选取行政官员的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唐人的一大败笔，从此以后，“学而优则仕”
就逐渐化为中国人的牢固信念，百计无可消除。
教育也变成了官僚体系的附庸，完全受取士的标准和内容的支配。
1905年清朝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但是，读书人认为学堂就是新的科举，到解放时，全国的各类大学（包括一大批野鸡大学）中，学政法的占了一半多。
解放以后，大学毕业就自然有了“国家干部”
的身份，所以在一般老百姓眼里，考大学与从前的科举也没什么两样。
当然，学校与做官发生关联并非自唐朝开始，但却是唐人将之用制度固定下来的。
这样固定了以后，最大弊病是从此萎缩了教育体系的技能教育功能。
在科举制尚能设立专门的技术性科目时，这些科目就门庭冷落，以后当科举一色儿文气了，士大夫也就除了圣贤书之外，什么都顾不得了。
遗憾归遗憾，现实归现实，唐朝学校就是这么设置的。
唐朝的学校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的学校大头归国子监管理，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后来开办的广文馆。
小头是归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和归门下省的弘文馆。
不过，中央一级的学校贵胄气相当重，国子监系统最受重视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非中高级官员的子弟是进不去的，而其他四个学校虽然平民子弟可以问津，但进去也难。
至于崇文馆和弘文馆则非贵族子弟不能踏进门槛半步，有时连公主的儿子想进这两个学校也不行，许孟容当礼部员外郎，主管两校，就干过这种事，公主到皇帝那儿去告状，皇帝亲自过问，许依然不肯通融，说是皇帝的外孙不算皇族。
（《旧唐书》卷一五四，《许孟容传》）中央一级学校的学生，只要成绩还过得去，就可以不通过乡贡而直接参加省试，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进士和明经科考试。
地方学校分为州学和县学，这里的学生大多为平民子弟，教师则是吃官粮的博士和助教，有的地方还有乡学和村学，不过那是“民办”
的，得不到官方的资助。
进了州县学，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参加乡贡，也叫解试，即第一级考试，由于各州县上京考试的名额有限，能通过已属不易。
唐代正式的科举考试又叫省试，只要通过了这级考试，那么官就算当上了（虽然还要经过一个吏部的例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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