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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试每年举行一次，多在早春举行，因此又被称为春闱。
由于那时交通不便，在前一年的冬天，各地的举子们就纷纷来到京城，准备最后一搏。
本来，几十万人口的长安城添上几千个举子算不上什么，不过，科举是国家大典，老百姓也特别乐意凑这个热闹，店铺和娼寮的生意固然旺盛，但却很少有人借机敲竹杠。
那个时代，社会上诗风甚盛，好诗大家传诵，歌妓舞儿，如果不会几十上百首“流行诗歌”
，肯定是无人问津的，而称得上是名妓的角色，自己就是此道的斫轮老手，其才情其实并不比晋身考场的士子们差。
预备进考场的士子，抓紧时间临阵磨枪的固然不乏其人，但稍解风情的都免不了要与京城那些出色的香娥娇娃打打交道。
唐传奇《李娃传》里的那个郑公子，就是在秦楼楚馆“泡妞”
泡过头了，以至于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有心计的士子们则忙于另一件事，这就是“行卷”
。
以诗赋取士确实能让士大夫们发挥才华。
但是，诗的好坏优劣有时不太好说，也就是说，标准不太客观，用现有的话来说就是不好打分，如果考官用现在的百分制来判卷的话，那么给75分的诗和给80分的诗有多少区别，就是同一个考官，也是有点说不清的。
虽然从宏观上讲，诗的好坏还是有公论的，但那主要是指那些优秀和极差的诗而言，而介于中间状态的诗就很难说了，考官的主观审美情调，他的学养，甚至于他对考生的个人印象都会影响到对考卷的评判。
所以考生们为了争取给考官一个好的印象，在考前就把自己平时的得意之作呈献给主考官或者朝中有影响的大人物（指望推荐），以期有利于得中。
这种行为就叫“行卷”
。
这种行为好像有点不那么光明正大，如果放在今天，肯定是要被绝对禁止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却被视为理所当然。
许多名人像王维、白居易、韩愈和柳宗元等等都干过这种事，也理所当然地因为他们的诗才而受到赏识。
当白居易投上他的诗作时，某大人物看到他的名字“居易”
，就调侃道：长安米贵，君何居易？过了一会儿，当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两句时，不禁赞叹道：有才如此，居亦不难！
自然，我们的白居士也就当科中第了。
转过来，当这些人中了进士，做了高官之后，又会做别人的“伯乐”
。
千余年来，科举制遭到的攻击实在是太多了，批评者的批评其实也真有道理，以考试取士，的确会把一些确实有才而不善于考试的人挡在门外。
比较起来，尽管唐代的科举相当合理，尽可能考虑到了考生才情的发挥，但是仍然有不少很有才华的人不是进士，这里就有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和诗仙李白。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知名政治家和诗人毕竟是由进士出身的。
以考试作为尺度，毕竟比以门第或者其他的东西作尺度要强上不止百倍。
凡是制度，就免不了弊病，人们能做的就是挑一个弊病少的，或者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因为如果没了制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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