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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享有这一切大权的前提，是他必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分权的体制下，汉唐才成就了盛世之名。
只有怀有敌意的地方军事割据，才事实上等于分裂。
像唐朝末年的藩镇，五代十国相对于五代的十国，近代北洋时期的各省军阀。
我们知道，这样的割据，本质上跟西周的封建诸侯，跟西汉与盛唐的地方政权，毫无共同之处。
这种情况下的地方政权，虽然名义上也承认中央政府，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如果中央政府不认账，他们马上就会翻脸，以公开的军事反叛相威胁。
而分权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
西汉初年，诸侯和郡都有独立的军权，但从来只有叛国，而从无叛郡。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南北东西，情势千差万别，没有地方的积极性，什么事也办不好。
所谓的地方积极性，如果不制度化，也就得不到保证。
所以，分权必须是制度性的，不能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
多少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难以理顺，总跳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的迷局。
就是因为，我们的所谓分权，都是政策性的。
分权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
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央就是好的，地方则疑点重重，中央如包公般明镜高悬，而地方则如伺机作案的鼠窃。
一出问题，媒体即呼吁加强管理，加强的，都是中央集权。
好像只要事事由中央管起来，就都好了。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缺乏监督，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可能出事。
相对而言，地方上的监督还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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