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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其统治的敏感和虚弱。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有关妖术之类的讹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在中国，这种巫术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往往会经过一连串的讹言放大成为普遍的恐慌，中国下层社会总是不乏乐于制造和传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过于明白事的都有。
孔飞力所描述的巫术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时有发生，前些年就在浙江省出现过一起所谓弹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东西祸人的事件，一时闹得城乡嚣然。
不过，这种由于巫术鬼道引起的讹言恐慌，一般都有区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区就逐渐消弭了。
孔飞力所描述的“窃魂”
巫术，在1768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搅得举国上下从官到民鸡犬不宁。
其原因在于当时事件有“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
。
一方面民众普遍地具有相信巫术可以福人祸人的心理而且相当的强固，一方面官方的严厉追查极大地拉动了讹言的流播，来自官府的正式行为变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于是，“妖术”
的恐慌就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
在这场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众是各有怀抱，乾隆眼睛里看的是反叛的异动，地方官面临的是文不对题而且棘手的政务，老百姓则是怕不知从何而来的妖术害到自己。
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蜚短流长的讹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的地方，也可能凭空生出事来，随着官府追查叛党的行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偷剪人家辫子行妖术的案件冒了出来，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
不言而喻，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数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结果，而是先在平头百姓眼里成了妖人，然后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
在乡村社会，凡是遇到危机，无论危机来自于天灾还是人祸，外来人往往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即把他们视为危机的源头，尤其那些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职业的人，如游方的和尚与道士们嫌疑就更大。
而那些真正以巫术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乡村巫婆神汉们，反倒被轻易放过，当然，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本乡人，但也不排除危机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乡村社会抛出自身的边缘人的理由。
实际上到了后来的晚清时节，几十年不胫而走的关于基督教的讹言和绵延不绝的打教风波，其发生机理其实与1768年的妖术恐慌差不多。
首先，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会传得如此之广，其中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
其次，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中，连中国固有的游方僧道都大触霉头，更何况是那些蓝眼高鼻的洋人呢？至于洋教**的讹言特别多，其实中国民间关于僧人的这方面传说就不少，而两者恰恰都与读书人有关，可以说，大多是读书人发挥他们的性想象力编派出来的。
前者，我们只消看看湖南著名乡绅周汉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后者自有那些描绘和尚怎样在庙里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说在，也许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有名的嘲骂和尚的叠字谣：一个字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优婆塞，四个字是色中饿鬼。
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越是爱编派他们的**故事，自然，我们的下层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特别善于将之发扬光大到离奇的地步。
当然，我们不怀疑下层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但是，下层文化毕竟存在着导向的问题。
老百姓推许的人是绅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老百姓会将上层文化的观念演绎发挥得让人啼笑皆非，但几千年来整个文化的方向还是皇帝认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认为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
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
，一个要“了解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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