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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信息控制的争夺，在前现代国度里是一种通病，并非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
由于没有大众传媒的存在，行政官员对于信息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才会使得行政运作朝着这个方向走。
在中国，虽然某些报刊史的专家把京报和塘报也看作是报刊的前驱，但实际上那个东西跟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传统王朝里信息控制就总是好戏连台。
做皇帝的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们最担心的也确实是臣子们的蒙骗，封锁消息，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下面发生的真实情况。
做臣子的则或多或少总是要瞒点什么，尽可能不让皇帝将自己治下发生的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历史只存在“猛人”
和猛人的包围者，猛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冲破包围不可。
皇帝的反包围术其实也相当丰富的，有监察系统和特务系统，清朝还有密折制度，有时甚至加上微服私访。
皇帝身边的太监，常常是皇帝用来“突围”
的“亲卫军”
，所以无论大家怎样深恶痛绝，宦官之祸却总是躲不掉。
官僚对于皇帝的态度自然不可能都一个样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对皇帝藏着掖着，就像明清实行薄俸制，绝大多数官僚都会吃得肥肥的，至少不会受穷，但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就吃那点干俸，甚至变卖了自家原有的家产来供养自己的“官身”
的，但是对官僚体系整体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象的。
对皇帝的“欺”
与“瞒”
，并不只是要为自己贪赃枉法干坏事提供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运转的需要。
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地域差异过大的大国，偏偏要靠单一的行政网络来维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皇权意志是比较专断的，从中央到各个地方，无论差异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适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弹性的需要。
对于清朝来说，尤其有这种必要。
清承明制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统治的复杂性也要高得多，虽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勤政的程度却要高得多。
说事必躬亲似乎有点夸张，但确实恨不得底下的事儿事事都清楚，臣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眼里。
远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画脚，可是如果有哪个呆子真的执行“最高指示”
一丝一毫地不走样，那么十有八九是要砸锅的，砸了锅皇帝自然不会担责任，办事的臣子乌纱帽甚至脑袋却可能因此不保。
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聪明的皇帝还会捕风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务”
让人执行。
就像此次妖术恐慌一样，由剪少许辫梢行巫术的芝麻大的小事，想象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从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地方官无不吃尽苦头，挨够了臭骂。
当时如果事件的原发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没有控制住信息（想必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也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没有上达“天听”
罢了），肯定不会有如许多的麻烦。
当然，官僚体系对信息的控制，谋私利的动机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时候瞒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上面更是要瞒，瞒得越结实越好。
而做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关心下属是否忠诚，是否在瞒着他搞阴谋，至于臣子们谋点“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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