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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运动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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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
中，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知道非法损坏他人财产、限制和破坏他人自由是件不光彩的事。
但在爱国主义的道德大旗下，事情的性质似乎起了变化。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喊口号、写血书的学生，当然大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游行的学生中，虽然不是人人都看过《新青年》杂志，但受其影响的料想不少。
新文化运动引进新文化，提倡白话文，批判旧伦理，但落到青年学生头上，最诱人的无非两个字：自由。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写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少妇，离家出走；英国人王尔德的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被改编成《少奶奶的扇子》，被注入了女性自主的因素。
这两部剧作，在当时特别受欢迎。
一代五四青年对于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反抗家长专制，疯了似的向往。
胡适先生在这期间创作的唯一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反映的就是一代青年不能婚姻自主的困惑。
当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的确有不少人开始动身反抗，很多人到北京来读书，本身就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蕴。
真格地反掉了的，也大有人在。
反对旧伦理，甚至打倒孔家店和非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青年而言，无非是自由两个字的魅力。
没有人希望被人束缚，哪怕这种束缚来自供养自己的父母。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愤怒的学生上街以后，情形大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什么也拿不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青岛，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要归日本人控制。
这口气，如何吞得下？反制日本，学生们能想起的办法就是抵制日货。
当时学生们的认识是：第一，日本需要中国的大米，只要中国不卖给他们大米，日本人差不多就得饿死；第二，日本的崛起主要靠中国市场，只要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衰落，甚至亡国。
所以，游行中，在烧了他们眼中的卖国贼曹汝霖的家，痛打了章宗祥之后，他们就开始抵制日货。
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甚至一些乡村都有波及。
抵制日货，学生们先从自己做起，这没问题。
他们把自己拥有的日本产的搪瓷脸盆、牙粉、仁丹、草帽砸掉烧毁。
几乎每所学校都开过这样的聚会，大家在一起，将各自所有的日货拿出来集中毁掉。
有的穷学生，这些东西毁掉之后，就没有脸盆洗脸，没有牙粉刷牙，但却也毅然决然，毫不顾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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