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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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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
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
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
到西汉设立博士子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
我这么算其实没有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
没办法，如果按“改革”
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
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学”
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槛，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
这个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的现代学校体系。
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价值和意义。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动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宪预备，还都是上面热闹底下冷，哪个也不及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连农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动。
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连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
然而，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作为兴学堂的前提。
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
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
科举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
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
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
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与伦比的向心力。
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的标准解释，以考试标准而用程序的形式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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