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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
通过定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
这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
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原色之一，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
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
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
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
、“农科举人”
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
一边则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的阻力。
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753（贵州）到多的2845（直隶）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86页）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不考煳了也得脱层皮。
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
现在可好了，只要有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
所以，童生们一窝蜂地拥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
）。
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
以私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因私塾垮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
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向上迅速丧失意义，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甚至拉走了私塾的教师。
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
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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