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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乡野里做严子陵，热心变革的只是一些通晓时事的务实派，像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人。
顽固派虽然受到惩办祸首的打击，但毕竟人数众多，实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鸿机这样的以当日清流自居之辈，虽然自身还算清廉，但头脑冬烘，嫉“西”
如仇。
承办苏报案的两江总督魏光焘，则是一个既贪财好货，又顽固保守的政府大员的代表性人物。
正是此人，借办理苏报案之机，把很多各地保奏的应试者，都指为革命党。
至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人亲贵和官僚，更是昏聩自闭，像端方这样比较开明的公子哥，已属凤毛麟角，连贪财好货但比较务实的庆亲王奕勖，居然算是难得的有用之人了。
辛丑议和前，几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骂李鸿章是汉奸，等到听说李鸿章要来议和了，又都欢欣鼓舞，议和完了，大家再骂他是汉奸，但心里都踏实了，大家还像过去那样过日子。
说起来，西太后实际上为政并不保守，更谈不上顽固，不然同光新政（我们说的洋务运动）怎么搞起来的？甲午战败，据她自己讲，经常和光绪两个抱头痛哭，她心里知道大清国非变法不能存活，只是由于对权位的恋栈，在满人保守派权贵的“忽悠”
下，发动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此时再提变法，心中未免尴尬，但又不能不提。
只是既要旧事重提，再做冯妇，又不能改正当年之失，在提防着光绪的同时，把康、梁等人，决然地挡在国门之外，事实上也恨死了这些成天嚷着让光绪亲政的保皇党。
然而，过去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她添了保皇党这个敌人，而且孙中山的革命党也趁机成了气候，一些原来的康党，也一改改良之道，趋于激进。
一个孙中山尚未摆平，蔡元培、章太炎、黄兴、邹容、陶成章、章士钊等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都祭起了反满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让老太婆焦心。
依这个颇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气，就是改革，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不能招安革命党，二不能起用保皇党。
这样，当然使得本来西学资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国，改革陷入人才困局之中，开经济特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力求解困。
可是，事态的发展偏与愿违。
从来的顽固派都是这样，干事不行，捣乱有术。
他们看准了西太后对保皇党和革命党两头害怕的心病，就从这两点集中下蛆，非说应试者不是康党就是乱党，闹得风声鹤唳，把个开初颇有声势的经济特科考试，搅得奄奄一息。
特科考试分初试、复试两场进行，1903年7月9日初试的时候，由于谣言四起，飞短流长，不免人心惶惶，原来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来考试的只剩下了190多个，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来应试了。
幸好，由于初试由张之洞领衔主持，张毕竟是个务实派的健将、明白人，有他当家，考试还算正常。
试题为一论、一策，论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
（断句为笔者加，大戴礼是大戴礼记的意思，即汉代戴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策论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
，虽然有西学中源的滥调，多少还有点西方的影响。
考试过程的选拔也还公允，懂西学而且有见识的人，真的被选拔出来了。
可是初试发榜之日，风波再起，原因是中试的头两名，分别是梁士诒和杨度。
这两人在后来的历史中声名赫赫，可是在当时却没多少人了解他们的底细，市面上哄传这两人跟保皇党和革命党有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康党和乱党。
当然，杨度也许不算冤枉，他的确跟革命党和保皇党人都有那么点瓜葛，但他个人却两边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事实上也算不得党人。
而梁士诒，则比窦娥还冤，他被人找上门，竟然仅仅由于他的名字和籍贯。
首先，他是广东人，跟康、梁是同乡，这在顽固派大臣眼里，已经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诒，姓跟梁启超同，名的尾，跟康有为的字祖诒同，据说瞿鸿机直接向西太后汇报，居然把他说成是梁启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不管事情多么荒唐，只要最高领导人起了疑，假的也变真的了，荒唐难免演变成荒谬，不由得人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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