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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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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历史上，举行过三次特科考试，前两次是所谓的“博学鸿词”
，发生在康乾时代，说是收揽不善八股的博学之士，其实无非是对汉人士子，尤其是对那些对清朝满人统治还不太帖服的士子，来点收买和**，在选官制度本身，实际上是种点缀。
最后一次，是“经济特科”
，是清末改革时期的产物，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来救急的，其本身也蕴涵着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变革。
可是，做点缀的，搞得热热闹闹，所取之士一时也洋洋大观；而救急的，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维新前夕的1897年，由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提出来的。
严修是当时的改革派人士，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
这里，“经济”
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
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
（e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
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是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经济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试（即一般所谓的会试），应试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保荐，条件相当苛刻，一般都要有点擅长西学的名声，至少，得像杨守敬那样，精通地理之类的“实学”
（杨也在保荐名单之内），按当时人们的认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之才。
由于大乱之后，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经济特科，实际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虽说戊戌变法被镇压、庚子之变受打击的改革势力余痛未消，义和团时代，懂西学的人被当二毛子追杀的余悸尚在，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几十上百的曾经留过学或者喜欢格致之术的人士被“挖掘”
了出来。
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诏要求重开特科以来，陆续有370余人被保荐出来，准备应试。
然而，考试前夕发生的两个案件，却给考试蒙上了阴影。
一个是苏报案，一个是沈荩案，两个案件都牵扯到革命党人，牵扯到革命党人颠覆清朝政府的宣传鼓动。
而革命党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来，往往跟西方和西学有种模模糊糊又难解难分的关系。
沈荩给杖毙了，但章太炎和邹容，却在租界的庇护下还活着，引渡苏报案的涉案人员，未能如愿；杖毙沈荩，居然还引起了西方的阵阵饶舌，这一切，都令西太后不舒服，让朝中大臣义愤填膺。
在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朝廷进入了倒退的轨道，不仅力主学习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点洋务的大臣，只要在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还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忧。
戊戌之后的开倒车，开得国家大乱，两宫西奔，事过之后，虽然西太后的脑筋有点转过弯来了，但朝中大批头脑冬烘的人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弃成见。
对他们而言，对洋人妥协是一回事，但对本国人，还是要严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变”
，在他们眼里，凡是通西学的人，大多思想不稳，有不轨的嫌疑，而预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人们，恰是这些人的大集中。
于是乎，一时间，京城上下，谣言四起，说这些应试者里，有大量的革命党。
有些人本来就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就不来应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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