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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
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
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
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
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
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
，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
才是。
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
，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
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
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万、数十万。
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
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
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
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
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
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
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
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
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
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
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
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
。
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
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
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
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
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
（《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对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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