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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们送到省城里上学堂。
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
（过去对士兵的称呼）。
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
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
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
、“打学堂”
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
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
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
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
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是无法弄清了。
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
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
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
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厄运中走出来。
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
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
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
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
，好像是二十三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
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
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
虽然，今天这种状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
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
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
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
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
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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