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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学说，却在儒家的旗帜下掺了太多的杂货，至少阴阳五行的东西塞了不少，这种“儒术”
从本质讲是很合喜欢方士的汉武帝的胃口的，至于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径直变成了儒生的巫舞。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更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就像后来的格义佛学和变文佛讲一样，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开销路。
依阎步克的研究，那个时候，儒生和文吏还没有合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儒生们对于怎样将手中的学问“货与帝王家”
并不是都清楚，像叔孙通制朝仪这种机会，不可能有很多。
《六经》毕竟不是兵法，不能用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韩非子《五蠹》那样的权术教科书，学了以后可以玩弄群臣。
儒家凭什么跟黄老与法家争胜？尽管宣布了“独尊儒术”
国家政策，这个难题依然是摆在每个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严峻的考验。
现在看来，董仲舒和叔孙通一样，属于那些解决这些难题的开山者，他经世致用的操作路径有三个：一是以春秋折狱，一是借灾异警示当局，一是凭巫术燮和阴阳。
这三者一则涉足了传统儒家所不乐意涉足的刑罚领域，一则越过了“不语怪力乱神”
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对孔子时代儒家传统的一种背反。
但是，经过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儒生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做到将高头讲章与现实的政治操作的结合，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像孟子那样，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对派，而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已经没了对反对派容忍的雅量。
当然，董仲舒经世致用的尝试的确太过于功利，过于直接，也过于幼稚，甚至有点像是胡闹。
但是沿着他的道路，儒生们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朝堂，从此再也没有被赶出来过。
后世的儒生虽然不再将《春秋》当做法典，但“春秋折狱”
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却传了下来，成为兼有儒生和文吏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司法实践的基本依据之一。
后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样频繁地唠叨灾异，但言灾异对于统治者的警示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留了下来。
在丢开了巫觋这种敲门砖之后，燮和阴阳之举作为一种协调农时和政事关系原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连求雨的仪式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官方的少了点巫气，而民间的依然像跳神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时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语怪力乱神，维护学说的纯洁性，而他的后辈在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却不能不在羊头的招牌下面，悄悄贩一点乱七八糟的货色。
后世王朝政治“外儒内法”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家底都被从政的儒生们换了包装献给了历代君王。
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只保留在个别纯儒（或曰腐儒）的思想里，不仅如此，连占卜扶箕、风水地舆连同退隐于乡间的巫风，也都被郑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里，因此在大多数儒生的思想上都为鬼神预留了后门。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点竟然是一介老儒领着“诸巫母”
在祭坛上的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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